站在巨人肩膀上舞剧《红高粱》.doc

站在巨人肩膀上舞剧《红高粱》 　　舞剧《红高粱》创作完成后，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了文华大奖、文华导演奖、文华表演奖三项最具代表性的奖项， 2014年又成为国家大剧院的开年大戏，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我们在高兴之余更多地怀着一份感激的心情，因为在舞剧的艰辛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太多的帮助与支持，这是一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品。首先要感激的就是莫言的小说开启了“红高粱”的天地，让我们可以在其中酣畅起舞；其次是张艺谋的电影让“我奶奶”和“我爷爷”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给舞剧《红高粱》的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还有青岛歌舞剧院选择红高粱题材的慧眼以及毫无保留的倾情投入。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小说和获得柏林金熊奖的张艺谋电影的背景下，舞剧版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舞剧想要有所突破，抹掉人们脑海中既定的印象，十分不易。而如果只是把舞剧当作对小说的注释，或者截成电影中几个片段的组合，倒不如不做它。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这部舞剧一定要按舞蹈艺术自己的规律来创作，要让观众在舞剧中获得和读小说、看电影不一样的感受！ 　　“生如高粱，死如烈酒”——以生命起舞 　　我们在创作时一直苦苦思考《红高粱》对于今天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要如何通过舞蹈这种形式来诠释作品的内涵？最初选择《红高粱》就是看中了它的题材和故事本身的立意，它所表达的情感较浓烈，且带有生死命题，可以触动观众产生共鸣，也非常适合舞蹈的表现——身体的舞动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因此把主题归结到生命，恰恰是《红高粱》今天的意义所在。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本来也隐含了一种对生命的叹息和忧虑：似乎后辈人没能活出祖辈那样恣意的生命力。既然小说是在张扬生命的意识，那么舞剧也要把握住原著的精神内核，并且用身体的语言优势把这种生命张扬到极致。在适合舞剧语言的前提下，我们要求每个人物的性格必须鲜活，哪怕是反面角色，也要传递出那个年代的真实之感和旺盛生命力。 　　有了这个立意，我们的创作开阔了很多，从具体的事件中跳脱出来，也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跳了出来，所有的一切都和生命的状态与态度相关。简单地说就是人要怎么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答案，他们要有尊严地、自由地、有情有义地活着！因此尽管舞剧中有抗日情节，但我们不想在舞台上出现具象的抗日斗争，更不想做成“抗日神剧”。最后全剧都未出现日本兵形象，只是出现过一次日本兵的黑影。我们通过汽车、刺刀、拒马河等意象手段，留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去感受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下，人本能的求生存、求自由的抗争精神：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什么人，“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会为了生命而抗争。 　　我们在如何表现“高粱”上的思考也是和“生命”融为一体的。我们不可能在舞台上“种”满高粱，那样舞蹈的空间就没有了。就算在舞台铺天盖地种上满满的高粱，舞台的空间局限也不可能达到电影里一片汪洋的效果。因此我们和舞美商量，不能用写实的手法，而必须作为一种精神空间来渲染处理。最终我们借用了高密的剪纸艺术，把高粱做成一种参天大树般的感觉，直通舞台顶端。它们不仅是背景，还可以平移切换空间。高粱本身还蕴含了一种人的气质，体现中国人顶天立地，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在舞剧的结尾，演员的身影通过灯光投射到高粱上，仿佛巨大的人与高粱的雕塑。遭到浩劫之后原始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希望的种子依然在这里生根发芽。人就是高粱，高粱就是人。 　　我们想通过红高粱呈现一个群体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世界，只有这样，在今天这样一个远离生命抗争的浮华的现代时空，红高粱才可以带来灵魂上的对话。我们最终为舞剧总结了八个字“生如高粱，死如烈酒”，它最能表达这部舞剧的精神内涵。 　　“重口味”——以情感叙事 　　我们习惯说舞蹈“长于抒情，拙于叙事”，这常常让舞剧的叙事陷入困境：戏剧性的要求和叙事手段的有限让创作困难重重。当然，因为《红高粱》的小说和电影为大家所熟知，舞剧省去了很多情节交待的负担。但即使如此，舞剧仍然需要一个流畅的戏剧结构才能保证作品的戏剧性来支撑人物形象。而红高粱的题材，注定了这部舞剧一定是浓墨重彩的“重口味”，一定要通过肢体行为把戏剧和情感的感染力放大到极致。 　　由此，舞剧中的人物、情节一定要简化，要抽取最精炼的人物，把他们的关系和情感的主要线索拎出来，必须依靠情感线索以及情感铺垫，让舞剧中的人物鲜活起来。也就是说，要以情感去叙事而不是以情节去叙事，舞剧叙述的不是情节本身，而是事件轮廓中的情感起伏。基于此点，我们舍弃的是具体的故事细节，紧紧抓住的是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情感表达。舞剧的做法更多是把故事的感受放大，或是把故事本身揉在有意味的形式里，同时在舞蹈形式里也有故事的要点，让观众既读懂故事，又看到舞蹈。这样的处理方式让故事叙述并不那么直接，却能清楚地让观众“感知”：舞中有剧，剧中有舞。 　　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