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美人记忆这是一剂酣甜“毒药”.docVIP

川美人记忆这是一剂酣甜“毒药” 　　在川美人的心里，“四川美术学院”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不能直接用褒扬或贬低这样的方式去概括，所有人都更喜欢用两个暧昧不清的字眼概括——“毒药” 　　川美出来的都是病人 　　出身川美的雕塑家刘景活自认为是一个中了川美之毒、“病入膏肓”的人。年过中年的他，在川美开了一间被称为公共会客厅的喜玛拉雅书店，免费看书，免费留宿，免费办展。整个商业模式一句话可以概括：赔钱赚吆喝。但刘老板却很享受，说如今这条街上大多店面的老板他都认识，不少人是他的同学，尽管身份已经和艺术完全无关：书商、电视台主播、地产商人……但无论主业干嘛，这群川美人总要在川美外的黄桷坪搭个据点，没事儿过来“解个毒”，否则“活不了”。 　　“川美出来的都是病人，少数治愈，多数人继续病着。”说这话的时候，总是一脸笑意、幽默闲散的刘景活，脸上溢出的是久违的狂热。 　　不管三七二十一，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讨论中国艺术史上的川美现象时，陈丹青的一句评价曾千百次被引用：“有这么一群愣头青，又自觉又不自觉，是天意也是人意，他们趁着青春大好，不管自己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不管是画得对还是错，不管画了以后北京怎么说，外省怎么说，领导怎么说，同行怎么说。总之，川美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该出手时就出手，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瘾。” 　　刘景活的邻居朴德武就是上述楞头青中的一员，作为那个艺术大时代的亲历者之一，他心中的“川美之毒”，正是当年那种无可宣泄的亢奋。 　　朴德武不无神往地回忆：“当时川美处于郊区，交通不便，一窝子人挤在一起，校外除了牛就是狗。满脑子想法与憧憬都出不去，于是只能用自己擅长的‘手艺’来宣泄。那时候没有市场导向，没有政府导向，也不必带任何立场，甚至都懒得去管什么艺术追求，只是直白地表达，这种宣泄真是一种浸到骨子里的爽，不是学习，也不是工作，而像是吃火锅，喝冰啤酒，但强得多，也烈得多。当时画室很小，像窑洞一般。我们几个同租一个画室的兄弟喜欢把画‘大画’叫作进‘洞房’，有的人一钻进去就是几天，比真结???还来劲！” 这些偏居一隅、尽情宣泄的亢奋也感染了万里之外的台湾省。一位叫林明哲的地产商兼收藏家，从台湾到南美，再辗转中国，朝圣般来到川美。他看到了一幅令自己难以忘怀的景象：重庆的夏天，热到站着不动，落下的汗水都能在脚下积成一小洼，罗中立他们这群年轻的川美人却在自己很小的还是共有的画室里打着赤膊画画，没钱买画纸的时候更是直接在床单上画画，一待就是一整天。画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纯粹，和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林明哲回忆与川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时，说他那时候看到的“是一群放光的年轻人”。 　　林明哲整墙整墙地买下这些川美雏鹰的画儿。这份独到的眼光也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当年那些用箩筐挑走的画作，如今每一幅，都足以成为台湾任何一个艺术博物馆的焦点。 　　爱凑热闹的美国人也随即赶来，《纽约时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一位正在挪威罗森布鲁克（Rossebrook）美术学院受尽教条主义“折磨”的年轻人卡维（Kshatriya Carew）看到报道后仿佛找到了新方向。于是，这位继承了海盗冒险基因的年轻人跨过半个地球来到了重庆，成为一名川美学生。毕业后，他与自己的同学结婚，扎根在了这里，至今已有15年。 　　当记者问起川美在卡维生命中的地位时，这位面相憨厚的大个子展现出了其狡猾的一面。他将自己的右手举得老高，“这是上帝的位置”。然后稍微降下一点，“这是老婆的位置”。再下降一截，“这是我的位置”。接着，一边不停地嘟哝“然后什么也没有，然后什么也没有”，一边把手一阶一阶地往下放，直到地面。随即笑着说：“这是川美。”记者很诧异，追问：“川美的地位这么低？”他彷佛诡计得逞一般地笑了起来，欠揍地说：“当然不是，川美就是我的脚，靠着这双脚，我才在新的路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妻子，并重新了解了上帝。” 　　没有“老板”，只有“师兄和师姐” 　　与别的学校不同，在川美，“师道尊严”这几个字是被藏起来了的。川美到处可以看到一帮老师与学生混在一起边喝酒边压马路的场景，没有“老板”，只有“老师兄”，“老师姐”——这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十分难得。 　　喝酒交朋友恐怕哪里都是一样，但川美的酒局却不一样。这类自由不像其他学校在高压下得意的放纵，也不像家里温情种种的散漫，说不清。 　　选个出太阳的日子，在黄桷坪的街上，大榕树下，翘了课，拉上熟悉的老师同学们一起，买一筐啤酒，说些少年该说的理想，叹些中年该叹的不得意。 　　刚修时的图书馆工地里可以喝，楼后水渠高地上可以喝，并排躺在雕像背后还是可以喝，至兴头对着巴渝的远山叫喊几声，山高路远，一定惊不着天上人。高地下是成片而广袤的油菜花田，白天灿烂，招蜂引蝶，月色下亮起来依然好看。 　　这种时刻，没有学问，没有思想，没有使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