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黄昏》在“熟悉”与“陌生”之间.docVIP

《土地黄昏》在“熟悉”与“陌生”之间 　　乡土经验：个人与集体 　　记者：为什么书名叫“土地的黄昏”，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背后蕴涵的是什么？ 　　张柠：书名中或许包含着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一种对农耕文明、乡土文明消失的隐秘焦虑。离开故乡多年，回看乡土世界，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用“黄昏”来比喻。我在绪论里一开始就来描写“黄昏”的感受，它不是一种绝对的黑夜，也不是绝对的消失，它以一种另外的形式在运动和生长。它仍然在那里改变着，以一种潜藏在暗夜中的形态。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晚上它是以一种元素和分子的形式在运动”。“动”与“静”是一组辩证关系，因此我用“黄昏”这个比喻，一方面象征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消失；另一方面，“黄昏”本身不是一个绝对死寂的状态，它还是有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可能性。 　　记者：这本书的内容很多是基于您个人的乡土经验，按社会学常识来说，较为丰富的个人体验往往带着比较强的主观性，但读后感觉您写得很克制，作者的主体性在隐退，您在写作时是无意识地还是有这个自觉呢？ 　　张柠：我觉得，这是搞文学的人的一个长处，擅长在叙述过程中选择和使用更合适的词语。我在写作和选择词语的时候，态度力求冷静，叙述力求客观，比如对形容词的使用就很谨慎。因为形容词主要是对一种个人感受的表达。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之中也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形容词很不可靠，使用的时候要谨慎，特别是在学术著作中更是如此。但在文学创作里，为了加强文学性，达到个人对世界认知的强烈效果，会经常使用形容词，特别是古典浪漫主义的写作，它用大量的形容词来渲染情感力量。我不反对民俗志写作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但我自己比较谨慎，在写作的时候，我极力过滤个人色彩，尽量多地用名词和动词去描述，让观察和叙事视角往后退，保持视角的相对客观。当我脑海中的某个事物通过回忆的方式摆在我面前时，我会描述它是某一个空间结构里的一个要素，呈现它跟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形容它，尽管我有大量的个人经验，仍然尽量滤去个人化的感受。 　　记者：既然书中所写的内容并不单纯停留在个人经验的层面。那您是如何实现从个人层面的乡村经验向集体层面的跨越的？比如您是江西人，但我作为福建人读后也有同感，可能贵州、云南等地的读者看后也有共鸣，这是如何做到的？ 　　张柠：面对农耕文化，我会发现一件事情表象背后更根本的一个构成方式，或说，这个事物、动作表象背后稳定的规律，我要捕捉的就是那个不变的东西。如果我只描述事物的表象，它就成了一个太个性化的对象。比如说刈草，蒙古人的割草方式与江西人肯定不同。而当我不关心割草的表象，而关心割草动作和工具背后的一些原则，情况就大不同了。比如农民用短柄镰刀割麦子，用长柄锄头锄草，不是随意设计的，它要符合农具使用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在场原则”和“节约原则”。在场原则就是你必须把农具抓在手上，如果你用电门来控制它，那是使用机器，不是农具，也不再属于农耕文明范畴，而是属于工业文明。第二个原则是节约原则，如农具的柄要安多长，必须是根据农民弯腰和直起腰来所使用的、消耗的能量来计算的。锄草时要用长柄，因为草除掉之后，不需要再回收，直接让它在田里晒干或者腐烂，还可以做肥料。因其不需要回收，农民就可以省去弯腰捡拾的动作，所以锄头用长柄，劳动时拿在手里保持站立即可。割麦子就不同了，它需要弯下腰割下麦子再捆绑起来，这时用镰刀，省去了一个再直起身的动作，这就是是节约原则，节约动作、时间和体力。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在对农民使用工具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了其背后存在的稳定结构，在场和节约，无论你是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内蒙的，如果不符合这两个原则，那就不是农民了，农具也不是农具了。所以通过对一个客观事物的呈现，力求发现它背后不变的恒量、程式。我不直观地去描述表象，所以我的方法还不能完全说是民俗志的写作方法，描写是一个起因，结果是指向背后的规律的分析，或者叫文化哲学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民俗志的方法就是我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哲学的分析方法却是我看到许许多多的表象，但我要对它进行归纳、抽象成一个模型。这样不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方的人看后也会产生认同。 　　记者：您的书里描述了最日常的乡土生活，对有过乡村经验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但您以一种重新发现的眼光对它们进行了陌生化的加工，这会不会反倒拉开了读者们的心理距离呢？ 　　张柠：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学的文科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从事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喜欢读的人里又有两类，一类是情感式的阅读，这类读者熟悉乡村经验但自己不知如何表达，他一方面觉得你说的很新奇有趣，另一方面也勾起了他对乡村的回忆，所以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伴随着乡土文明的情感的。另一部分读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