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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家在风险社会中角色及其限度 　　[摘要]在以追求安全为崇高目标的现代性运动中却遭遇了风险的巨大挑战，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既具有实在性又具有建构型。在风险建构中，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专家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行风险界定，为风险决策提供合法性基础是技术专家在风险社会的重要角色定位，但其角色及其功能实现具有其限度，表现在：技术专家进行的风险界定可能产生更大风险；技术专家风险界定所依赖的量化和实证方法隐含内在缺陷；风险管理是包含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在内的复杂过程，技术专家对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要加强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应当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打破专家对风险界定的垄断，实现风险决策结构的开放，使利益相关者可以真正参与到风险决策中来。 　　[关键词]技术专家；现代性；风险社会；风险界定 　　公众视野中的科学技术一直是学术讨论的重要话题，而“技术、风险、专家”等语词在学术界的热度也在逐年递增。20世纪80年代，Bradbury将风险概念、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与科学技术本质和角色联系起来，探讨了风险概念模式与风险相关的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Reddy探讨了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斗争中，专家知识对民主的颠覆；21世纪以来，专家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尤其在风险社会中的专家知识的可信度问题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比如Rowe and Wright以经验研究为基础，评价了专家和公众在风险判断中的差异，Jasanoff从技术人性化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如何参与到管理科学的过程当中；Fiorino则探讨了风险分析中技术与民主价值关系。毋庸讳言，当下的人类生活在“风险社会”的境遇之中，“风险社会”重要特征就是风险种类和其不可预测性的日益增加。尽管在现代“科层制”社会中，专家在预测和管理风险中拥有至高的地位，在公众观念中，传统的专家地位和角色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反思风险社会中的专家角色既有助于在理论上识别人类生活的当下境遇，又可为风险管理提供正确的决策参考。 　　一、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 　　贝克将当代的日常生活比喻为一种对“不幸”的非自愿抽奖活动，尽管概率不大，但是中奖者抽到的是不幸抑或死亡。他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我们的世界是个世界风险社会。必须将它理解为这样一种现实，它进行自我侵害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文明世界中，实际上不存在不做抉择的情况。人们一直面临做出有关生存的实质性抉择”。风险正逐步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实质性内容”，风险社会的概念正逐步替代工业社会的概念。 　　20世纪后半期，“风险”问题引起西方学界的极大关注，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等都对风险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他们对风险概念的阐释并不局限于对风险的表象描述，现代性研究的社会学家更是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框架之中加以反思，从现代性运动的演变历程的视角看待风险的产生及其扩展机制。 　　随着现代性运动的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一个传统社会无法比拟的水平，现代性所支撑的财富生产体系一方面降低了风险，因为通过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法律和福利国家的保护和规范，风险在客观上被降低并且在社会中被隔离；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程度。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正是对这一状况的深刻洞察与高度抽象，他提出，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只要国家和社会中明确的物质需要即“短缺的专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就占据着历史的前台。他认为，风险社会中的人类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风险对社会的刺激在于未来预期的风险，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过去失去了其决定未来的权利。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东西称为现在东西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风险社会意味着从财富分配逻辑向风险分配逻辑的转化，风险生产的逻辑开始占据霸权和统治地位。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并非人类的一条不归路，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必然会引起来自社会各方面阶层对风险做出的各种反应，促发人们风险意识开始觉醒，进而对风险、风险源及其风险治理进行思考和反思。在这种情形下，要真正做到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价值取向，避免在反对风险和治理风险中发生冲突，就应当以一种新的观念指导人们的行动，以一种新的规范来引导和调节人们的行动，“要更加强调对风险社会的反思纳入科学研究行动与技术行动的逻辑”。 　　启蒙运动的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了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理性反思能力是人类的本质能力，现代性过程一直伴随着现代性的反思理论，正如贝克所说，“现代性的反思理论的经典前提可以简化为这样的初始命题：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主体）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并能够据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