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想象中民族意识.docVIP

“他者”想象中民族意识 　　摘 要： 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性导演，徐克以其电影创作备受瞩目。因为徐克自身复杂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加之受香港地缘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电影呈现出中西文化融于一炉的独特景观，徐克在90年代初期创作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也是如此。这些电影选择中西文化交错和冲突的时代背景，并在形式上大胆运用民族传统文化元素，营造出奇异的视觉美感，而导演对电影中“他者”形象的塑造，也隐含着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主题。 　　关键词： 徐克电影 他者 民族意识 　　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性导演，徐克的电影创作有鲜明的特色：电影形式上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彰显和富于民族气息的视觉蕴涵，营造出科技与神话、幻想与传奇相交织的影像氛围，从而造就了电影异乎寻常的视觉美感；从精神内核上看，徐克的电影中包含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度，这不仅在于他对固有程式大胆的突破和创新，更体现在其电影中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共存、冲突、共融的态势，其中传达出导演深入的文化思索和对文化发展走向的态度。这一个性特征在徐克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中也有鲜明的显现，电影将传统功夫置于近代化的背景之下，在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表现了作者民族性的文化立场和心理认同。 　　徐克的民族意识借助电影中的“他者”形象得到了形象传达。我们惯常所称的他者（The Other）是一个与“自我”、“本土”相对的概念范畴。近代工业进程的发展，使不同文化的共存、碰撞和交流以及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成为文化发展的常态，多元文化现实导致“他者”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大量出现，电影自然也不例外。对“他者”形象的表现和艺术处理，往往体现出导演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观念，通过梳理、分析和解读徐克电影中的“他者”形象，我们可以探究徐克电影的民族意识及其之所以如此的深层文化原因。 　　由徐克监制、导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共有6部，分别是：1991年由徐克监制和导演的《黄飞鸿之一壮志凌云》，1992年由徐克和吴思远监制，徐克导演的《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1993年由徐克、吴???远监制，徐克导演的《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还有同年由徐克监制，元彬导演的《黄飞鸿之四王者之风》；1994年由徐克、吴思远监制，徐克导演的《黄飞鸿之五龙城歼霸》，1996年，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导演的《黄飞鸿之西域雄狮》。这几部电影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和环境特色，“影片《黄飞鸿》系列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的清末乱世”[1]233，此时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国已是积贫积弱、内外交困，颇有摇摇欲坠之感。在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下，中国逐步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亡国灭种的威胁成为缠绕在每个中国人头上挣脱不掉的梦魇。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的现实转换，屡战屡败的对外战争和任人宰割的屈辱外交，为外国人涌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因为最先开放，形成了一种中西混杂的社会文化氛围，电影里黄飞鸿生活的广州、佛山无疑也在此之列。所以我们在《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对立：中国的传统音乐与西方的圣歌吟咏，中国的鞭炮声声与西方的枪炮轰鸣，传统的戏曲表演与西方的宗教宣传，安分守己的小生产经济与大肆宣扬的寻宝迷梦，中国的官府与西方的使馆……这种并置营造出的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冲突的氛围对黄飞鸿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而具体的影响，而这些踏足中国的洋人也为中国人留下了对一个未知西方世界的懵懂而原始的“他者”印象。 　　《黄飞鸿》系列电影将背景设定为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影响，国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松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等生产资源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使电影中出现了外来武术高手挑战本土权威的活动，黄飞鸿本人也坐上“火轮车”去北京，演绎了一段狮王争霸的传奇故事，这种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就成了电影的另一类表现内容。而电影内容中受“岭南文化”熏陶的黄飞鸿，在面对那些外国人、北方的闯入者及异乡人形象时，对异国异乡的地域想象中隐含的文化态度和民族意识，也是颇耐人寻味的。 　　一、电影中的“他者”形象塑造 　　《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他者”形象可以分为三类： 　　1.西方侵入者。电影中的外国驻军、公使、传教士、学者、游历者等人构成了西方侵入者的形象，他们是西方军事话语、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及生活方式的象征，而且大部分以侵略者的形象而出现。《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西方侵入者形象具有某种复杂性，他们在中国外忧内患之时，凭借中外不平等条约提供的合法证明，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或保障其在华的“合法权益”，或保护在华的外国人安全，或传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宗教信仰，还有人则是明目张胆地招摇撞骗。西方人外表上的衣冠楚楚，彬彬有礼，表现了其正面、积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