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制许可专利思考.docVIP

关于强制许可专利思考 　　摘要：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性质的权利，因此必然要求对其进行严格的保护。一般情况下，任何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是不可以实施其专利的，但也存在着意外情况。在一些特殊领域不得不应用的强制许可制度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但我国强制许可制度从未被应用，从而使部分学者质疑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但针对特殊的药品领域和紧急情况下的国家强制许可，这一制度存在着自身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强制许可；利益平衡；公共利益 　　专利权的本质核心思想乃是促进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从而实现新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的技术创新。在这种核心思想的指导下，在一些存在着矛盾的特殊领域中，法律一直致力于在这一领域实现平衡专利权人的专属知识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上下功夫，随着各国法律实践的完善和案例的丰富，也有了强制许可的出现。 　　强制许可，是指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经权利人的同意，通过法定程序，允许他人实施专利的措施。从这个概念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得出一下结论：首先，主体的限制十分严格，不是任何主体都可以强制许可的资格，只有国家才可以；其次，强制许可时，专利权人的意见不被考虑，国家意志发挥作用，专利权人无论是否答应都不影响强制许可的实现；最后，实行强制许可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在这一过程当中的每项措施都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不可能有随意性，否则将会给专利制度和专利权人带来灾难，使乐于创新的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成果的保护失去信心。正是因为此，强制许可在实际中运用的范围极小，而且对它要求的条件十分严格。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对待强制许可制度都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中国更是自1985年实施专利法以来，从来颁发过一次强制许可，不禁让人质疑这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专利权制度中的强制许可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并且这种价值倾向于隐性的价值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阶段，在特定的场合与情境中才能发挥出必要的价值，保护社会大众的利益。在一般时期，它只会在法条中安静的存在，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但如果缺少这种制度的话???将会是法律本身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在必要的时候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虽然我国自1985年以来，没有一起强制许可的判决，但是并不代表没有这样的案例。1993年发生在广东省某研究所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医用不粘纱布”的专利案就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该研究所研制的纱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现用纱布的不足，在实际应用中将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家名为科龙贸易的公司看到了这一巨大前景，遂向研究所提出了双方合作意向书，要求研究所将这项专利转让给科龙公司或者双方签订实施许可合同也可以。研究所鉴于自身成果的独特性，不同意转让专利，但同意允许科龙公司实施专利，但双方在专利使用费和实施许可的种类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因此未能达成一致的专利许可实施协议。此后该贸易公司多次向研究所提出协商，且表示使用费可以再商量，公司可以作出让步。但研究所无心再回应科龙公司的建议，反而将专利保留在手中，待价而沽，期待更大的经济利益。其间同样有有许多家公司看中该成果的科研价值和社会推广价值，遂与研究所洽谈，但均未达成一致协议。研究所不允许别的企业以合理的价格实施其专利，自己也不组织实施，致使该具有重大意义的专利闲置达3年之久。鉴于此，科龙公司于3年后向国家专利局提出申请，要求强制许可科龙公司实施此项专利。当然最后结果是科龙公司的申请被驳回，专利局没有批准。这个结果的出现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这个案件按照专利法中的条文规定，只能算作是第一种情况，即未能获得专利权人许可时的强制许可，但此案中的科研成果并不具有多大的社会公众利益涉及度，因此专利局基于较保守的观念驳回了申请，成功维持住强制许可的“清白”的纪律，为以后的诸多案例提供了一种公示和警戒，告诫以后的单位和企业，不要情况紧急涉及国家利益时，不要轻易申请强制许可，即使申请了，拿到许可的难度也是十分之大的。 　　但是，除去这种情况，专利法条文中还有两种情况，分别是为公共利益颁发的强制许可和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而这当中的为公共利益颁发的许可，将会最有可能打破几十年强制许可空白。 　　时至2014年，禽流感仍然时时出现，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在早几年的禽流感全球大流行中，它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威胁。而拥有据称是目前唯一可对抗药物达菲专利权的瑞士罗氏公司很自然成为焦点。多年来，基于保护自身智力成果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考虑，罗氏一直没有许可其他制药商生产达菲。这本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大规模爆发禽流感的时候，罗氏还坚持其药品高价的情况下，即必然会引发道德、法律一系列争论。同样的情况也时时出现在国际社会上，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发展中国家与艾滋病等疾病抗争的特殊许可。如，巴西政府为了向国民提供便宜的防治爱滋病药物，允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