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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巨灾保险立法构建 　　摘要：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亟需出台巨灾保险立法。中国巨灾保险立法的构建应坚持如下五点：第一，确立保险补偿优于政府救助的巨灾损失补偿理念；第二，采用专项立法模式，先行出台专门的地震和洪水保险法；第三，确立公私合作的经营模式，明确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支持者角色；第四，将巨灾保险界定为一种带有政策性因素的半强制性商业保险；第五，不断更新、完善巨灾保险法的配套制度。 　　关键词：巨灾；巨灾保险；巨灾损失；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45-06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破坏强度大、损失严重。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全球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8个发生在中国。在1990-2008年的19年间，中国年均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约3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亿元。尤其是近几年，地震、洪水、干旱、泥石流、霜冻等巨灾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程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巨灾的频发，已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在国际上，巨灾保险已成为一种分散巨灾损失的常效机制。据统计，保险补偿占巨灾损失的全球平均比例已达36%，在一些发达国家更是高达60%～70%。而在中国，巨灾保险的覆盖范围很小，保险赔付占巨灾损失的比例很低，灾后恢复重建主要是靠国家财政，保险业所具有的分散风险、社会风险管理等基本功能远未发挥作用。这一现状与中国巨灾保险立法的滞后与缺位是分不开的。 　　从中国既有立法看，虽然《防洪法》等多部法律中已涉及巨灾保险的规定，但相关规定本身均过于原则且十分分散，无法作为巨灾保险经营的具体法律依据，也无法解决围绕巨灾保险存在的诸多理论与实践争议，如巨灾是否可保，中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的巨灾保险立法应采用何种模式，应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在巨灾保险推行中的角色与作用，是实行自愿投保抑或强制投保等。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进中国巨灾保险立法的进程。 　　一、巨灾保险的理论??础与价值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巨灾保险立法时，都要面临三个基础性问题：一是相关巨灾是否具有可保性；二是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三是巨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 　　首先，关于巨灾的可保性。围绕此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较大争论。因为，巨灾是各类自然或人为灾害中级别最高或接近最高级别的灾害，而根据传统保险学理论，保险公司所承保的风险应是一种可保风险。可保风险主要限于一般风险，具有高概率、低损失的特征。相比之下，巨灾则具有小概率、高损失的特征，此特征使得风险的计算更为复杂，准确预测风险及损失的难度更大，保险公司很难套用传统的大数法则来分散风险、转移损失。实践中，保险公司也多将巨灾归入不可保风险或除外责任范畴。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保险业仍将地震等巨灾排除在保单之外，原因之一也是基于巨灾的可保性障碍。但是，如果我们从保险业的发展历史来看，不难发现，风险的可保性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问题，可保风险的范围存在一个逐步扩张的客观发展趋势。如在保险业发展初期，政治风险、战争风险、罢工风险、卫星发射风险等均属于不可保风险，但目前以这类风险为承保对象的保险险种，比如境外投资险（承保政治风险）、战争险、罢工险、卫星发射险等，在很多国家已是常见险种。这些巨灾险产品的出现，在满足市场主体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模糊了传统理论下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之间的界限，突破了传统的风险可保性理论。此进程表明，风险的可保与不可保之间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可保性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随着现代保险精算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上不可保的地震、洪水等巨灾今天完全可以成为可保风险。以卫星发射风险为例，因发射次数有限、每次发射失败的损失巨大，从传统观点来看，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很难运用大数法则来有效分散转移该风险，故属于典型的不可保风险；但如今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风险共保体来共同承保，进而分别进行再保险，则可以继续适用大数法则来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散和转移，此风险就成为了一种可保风险。 　　其次，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作为现代社会风险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巨灾保险具有传统保险所具有的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等基本功能，其功能的发挥对于灾后恢复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增多、巨灾事件发生频率逐年升高的情形下。从全球范围来看，已有许多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巨灾保险制度来转移分散各种巨灾损失。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采用的政府主导型灾后救助模式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其缺陷也很明显：一是其远不能满足灾后重建的巨大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