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与“人尺度”.docVIP

中国设计与“人尺度” 　　“人的尺度”就是对人的理解，就是通过设计表达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记得2008年北京南站要开通的时候，媒体上的议论铺天盖地，有人以“奇大无比，非常北京”来形容，说这个建筑“尺度巨大”，很符合中国的胃口。而且，人们把这个建筑和当时北京为筹办奥运会建设的一些体育场馆、新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等建筑联系在一起，又加上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现代化意志和政治权力制度的想象，结果一时间，“巨大的尺度”、“贪大求洋”之类的词藻成了公众和媒介批评狂欢的常用语。当时来看，这些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四年过去后，虽然许多批评仍能站得住，但有些批评却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比如北京南站，现在来看，诺曼?福斯特的设计还是非常合理的，作为全国高铁的枢纽，北京南站每天要处理数以万计的庞大人流和运能，它显然需要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但从??量上讲，它与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比起来都不算大，外观上，跟“夸张的”苏州站也没得拼，但是，从设计来看，北京南站显然更紧凑、更合理也更实用。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巨大的广场、巨大的政府办公楼、巨大的办公桌、巨大的领导休息室……，这些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似乎只有“巨大”才能与“大国”、“大手笔”、“大气魄”相称，但中国的建筑和设计到底需不需要“巨大”的尺度呢？是不是“大国”的尺度一定要“大”，“崛起的大国”尺度就要“越来越大”？这好像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巨大”到底是多么大？估计没人能说得清楚，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一种观感，不是量化的、数理逻辑的产物。事实上，北京南站的“巨大”是有数字依据的，其设计的最大客流量是每天50万人次，所以，北京南站的设计才让人感觉“巨大”，它的“大”是有道理的。真正优秀的建筑师不会在要不要“巨大”的问题上费脑筋，他们关心的不是形容词，而是科学的、合理的尺度。比如福斯特在做大型的公共建筑的时候，就主张把人群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打包处理，而且在他设计的大尺度的巨型建筑里，也有小尺度的空间供人们休憩、交流。所以，不能因为建筑的体量大，就说建筑的尺度大。事实上凡是好的建筑，它的尺度都是有依据的，而无论设计师坚持什么样的尺度概念，归根结底，最核心的概念还是“人的尺度”（human scale）。 　　身体限度与人的尺度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建筑师和设计师都喜欢谈“人的尺度”，达芬奇有幅著名的素描《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1490）。这个“维特鲁威人”有些柏拉图主义的味道，他画的是理想的人体比例，其实很少有人能长成那个标准。但是这个把“人”作为中心、尺度和研究对象的概念很重要，这说明现代人从中世纪的神权桎梏中逃离了出来，又开始像古希腊人一样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需求当回事了。之前是以“神”或者说是以“教权”、“王权”的意志为规矩，而现在是以一个抽象的“人”的“身体限度”为规矩――不管你是王侯将相还是下里巴人，身高、体长、寿命都是差不太多的。这便是现代人本主义的肇造，所以尽管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是个理想，但对于建筑和设计来说绝对是个进步。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主义时期，我们看柯布西耶20世纪中叶写的《模度》（Le Modulor）这本书，研究的其实还是“人”和建筑结构之间的比例、节奏关系问题。他发明了一个建立在人类的身高和数学计算之上的尺度工具――“模度”，就是以人的身高体长作为基本单位，用单倍、双倍、黄金分割比、斐波纳契数列对建筑和空间尺寸上的数值进行变化。柯布西耶认为自己这套办法既适用于身高1.75米的法国男子，也适用于身高约1.83米的英国俊男，因为他的数值计算不是死的，而只是提供一种寻找合理尺度的方法。在他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去要求一个统一的尺度。就像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腓尼基人高大，北欧人的脚和拇指从来没有必要与腓尼基人的尺寸协调一致，反之亦然。” 　　显然，柯布西耶这种思维方式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传统的产物，虽然有些测量的依据，但基本上还是重理念而不重经验。但是，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设计问题已经越来越复杂了，一方面，设计师不可能把抽象化的“维特鲁威人”的概念丢掉，因为没有这个高度抽象化的“人”，建筑师、设计师没法处理一般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复杂的工程和工业设计（比如汽车、飞机、轮船）又必须注重经验和数据的积累。与柯布西耶的《模度》成书的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业设计师德里夫斯（Henry Dreyfuss）根据他在美国军队里面测量的人体数据出版了《人体测量》（The Measure of Man， 1960）一书，为建筑和工业设计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持。虽然，后来有的批评家认为，亨利?德里夫斯书里的数据都是根据青壮年男子来的，没有考虑老人、女人、小孩和残疾人的数据，但是毕竟还是开了个重要的头。有了一个基本的数据系统，有了数据收集的工作方法，不足之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