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与价值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中若干论争评析.docVIP

名实与价值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中若干论争评析 　　摘要：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已成为国家意志，但在研究中仍存在着各种观点的争论。大学“去行政化”与大学“去政治化”和大学“去官僚化”等几个命题的名实之辩体现出学界对大学本质及其功用的追问以及厘清相关内涵的努力；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的争论关涉大学“去行政化”的目标与内容；而围绕“教授治学”原则进行的论辩则折射出在大学学术权力行使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偏好。争论表明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时代命题”，这一改革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去行政化：名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G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5-0055-05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提出在高校“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表明大学“去行政化”的改革业已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各类学者见仁见智，各种观点争论依旧存在，若干概念仍须辨析和澄清。本文尝试列举并评析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中的若干命题及其论争，以供学者们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名实之辩：大学“去行政化”是否伪命题 　　当许多学者争相为大学“去行政化”建言献策的时候，也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点冷观”。在一些学术会议上，部分“有身份”的学者甚至直接指出：大学“去行政化”不是一个“真问题”。关于大学“去行政化”是否伪命题的论争，实际上涉及了对名与实、现象与本质的探讨。兹举反对意见中两个比较典型的命题加以辨析： 　　1.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政治化” 　　这类观点主要认为，要解决“钱学森之问”，关键是对中国大学进行“去政治化”而不是“去行政化”；应当回归“大学精神”，由“有人格的学问家”，即教授来管理大学，实行学术自治。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指出过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倾向。例如赵峰认为。真正对大学学术权力产生关键影响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行政权力，因为“政治权力居于权力的领导地位”。宣勇指出??“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设置深受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尤其受中国政治一体化（political integration）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加拿大学者约翰?范德格拉夫等人阐释了高等教育“政治化”的内涵：“政治化意味着高等教育‘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关键因素……其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国家需要和广泛接受的社会标准。”美国教育家德里克?博克则形象地描述了高等教育“政治化”对大学的影响：“大学的校长和院长犹如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行走，它深受两侧的挤压。一侧是学术自由原则。另一侧是研究经费的主要供给者、公众利益和安全的最终捍卫者――政府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各种责任。” 　　但对于大学“政治化”倾向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是明确主张彻底“去政治化”的。他认为，如果“国家”这个政治权力支配了大学，那么大学就会“不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看做履行文化责任的手段，而是作为对大学生施行特定政治调教的手段”，从而使得大学教育结果“阻碍了个人天性的发展”。因此，韦伯主张在大学的讲坛上必须抑制价值判断（即所谓“讲坛禁欲”），甚至不能对学生进行世界观的教育。然而更多的学者则从大学的发展历史中看到了大学的政治化趋势及其合理性的一面。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指出：“在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高等教育都已成为国家政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性质的制约，并且受到了各国政府实施其政治权力的影响。”中国学者鲍嵘认为：在传统学问向现代学问的转化过程中，政治的逻辑已成为现代学术的内在含义。即政治性成为现代学术与生俱来的基因，它在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的同时，自己成为一套高效的“国民规训系统”。 　　其实“去政治化”与“去行政化”之争，可以归结到对大学本质及其功用的追问与论争上。正如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所概括，人们对高等教育性质的认识一直存在着歧义，并产生了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质言之，“认识论”哲学强调人们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即大学主要为学术自身发展的理由而存在；而“政治论”哲学则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即大学探索知识主要为满足社会需要。 　　应当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大学从学术“象牙塔”变成了社会“服务站”。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近代中国大学的兴办无不肩负着治国兴邦的历史重任，其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意义。诚如美国学者克拉克-克尔所言：“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与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完全自治过。”因此，处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