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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文学翻译中“自由”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有的时候必须超越原作字句的束缚，“自由”发挥译语的优势，致力于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异曲同工”，在译语和译语文化中延续原作的生命；另外，由于文学翻译试图完成从原语文化到译语文化的跨越，译者就不得不凭靠自己的能力争取到的“有限的自由”，徜徉于对原作的“信”和对译语的“顺”之间，既享受自由之得，同时又煎熬于自由之失，最终臻于“圆满”。本文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探讨了译者自由度的问题。 　　自由是译入语对译者的必然要求 　　译者，“易”也。意思是说，翻译就是要求译者用另外一种语言去表原作之情，达原作之意，替原作说话。既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使用了原语和生活在原语文化中原作者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应当优先传达原作的意义，而不应当拘泥于原作的字句，更不能对原作的形式“亦步亦趋”。所以，译者往往采用自己所擅长的方法、手段和技巧进行翻译，这就是“自由”。例如，英国著名抒情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的不同译文。 　　原诗：《A Red Red Rose》O My Lune’s like a red，red rose，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That’sweetly play’d in tune！As fair art thou，my bonnie lass，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still，my dear，Till a’the seas gang dry；Till a’the seas gang dry，my dear，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And fare thee weel，my only luve，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And I will come again，my dear，Tho’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苏曼殊译文：??赤蔷薇，首夏发出苞。恻恻倾商曲，眇音何远眺。子美谅夭绍，幽情中自持。沧海会流枯，相爱无绝期。沧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掺祛别予美，隔离在须臾。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踟蹰。 　　袁可嘉译文：啊，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它在六月里初开；啊，我的爱人像一支乐曲，它美妙地演奏起来；你那么漂亮，美丽的姑娘，我爱你时那么深切；我会一直爱你，亲爱的，一直到四海枯竭。一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到太阳把岩石烧化；我会一直爱??，亲爱的，只要生命之流不绝。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让我和你小别片刻。我要回来的，亲爱的，即使我们万里相隔。 　　这里，苏曼殊的翻译采用了五言律诗的形式，因为那个时候白话文尚属方兴未艾，而袁可嘉则用白话自由诗体进行翻译。从韵律上看，原诗是abab韵式（即每小节的第一、三句和第二、四句隔行押韵），二人的译文都押了二四韵。相比之下，笔者更喜欢苏译，因为苏曼殊本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有“情痴”之称。苏曼殊旧诗功力深厚，他在驾驭译入语汉语方面真可谓是挥洒自如，采用了“??”“恻恻”“沧海”“无绝期”“顽石”以及“须臾”等中国文化色彩颇浓的词汇，有力地传达出了原作主人公的绵绵情思，令人一咏三叹。而袁译虽然也表达出了原诗的意义，但是，由于白话诗的句子长短和字数太过“自由”，读起来就如同喝白开水一样，故而在形式上失去了原作的诗韵和美感。可见，同样是自由，但效果则是一优一劣。 　　原语文化要求译者自由地再创造 　　我们知道，原语和原语文化共生，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必然流淌着原语文化的血液，弥漫着异国文化的情调。同样，译语也必然与译语文化共存，译者也是一直处于和永远离不开译语文化的熏陶与滋润。译者，“艺”也。这就要求译者一定要从艺术的角度和高度创造性地“克隆”出原作的神韵和风致。有的时候，译者在翻译时难免会失掉原作的一些弦外之音，但又会不失时机地添加了一些妙趣进来，这样有得又有失，译作就形成了与原作的“赛跑”和“并驾齐驱”。例如，许源冲翻译的《诗经》里的《采薇》一诗的最后一节。 　　原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许渊冲译文：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Snow bneds the bough.Long，long the way，Hard，hard the day. 　　Hunger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