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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勇士》中女性主义写作 　　摘 要：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在其代表作《女勇士》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表达了对受压迫女性的同情、对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的向往和对父权制度的控诉。本文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汤亭亭的女性主义写作技法。 　　关键词： 汤亭亭 《女勇士》 女性主义 　　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虽然不如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在二战后逐渐崭露头角。汤亭亭便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一位佼佼者，她的代表作有《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身兼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两种角色，汤亭亭在作品中展现了承受双重压迫的女性命运。本文将主要针对《女勇士》这部作品分析汤亭亭的女性主义写作。 　　《女勇士》的全名是《女勇士——一个鬼魂中长大的女孩记忆》。整本书一共讲了五个不同的故事，但同时又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五个部分分别是《无名女人》、《白虎》、《巫医》、《西宫门外》和《胡笳十八拍》。汤亭亭运用女性主义写作技法，不动声色地把这五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无情地鞭笞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充分地诠释了族裔作家的女性观。 　　在父权社会中，男女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旧中国社会的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尤其严重。在旧中国，女性必须遵从三从四德，女性从一出生就不被看好，“女孩子是饭里的蛆虫”、“养鹅都比养女孩子实惠”；[1]45等女孩嫁做人妇之后，她的命运主宰者便由父亲变成丈夫，“丈夫可以杀死不服从的妻子，孔夫子说的”。[1]193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在封建社会没有价值，完全不是独立的个体，女性的命运可以被他人摆布。《女勇士》以《无名女人》的故事开篇。无名女人是叙事者的姑妈，因为通奸罪被乡邻唾弃迫害，最后走投无路，自寻短见。通奸在封建社会是奇耻大辱，但是承担罪责的总是女性。叙事者在文中暗示姑妈的通奸可能是被迫的，而姑妈没有反抗，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服从于男性。然而不管这种通奸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最终倒霉的还是女性。无名姑妈不但受到了肉体上的凌辱，还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甚至都不能生下孩子。在父权社会压迫下，无名姑妈不能为了自己的名誉奋起反抗，只能保持缄默，最后她选择了自尽。原本死亡应该可以为她的悲剧画上句号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个失去贞洁的女人就是家族的害群之马，她的家族和乡邻对她没有丝毫怜悯之心，认为她的曾经存在是丑事一桩。于是，叙事者的父亲压根不愿再听到有人提起姑妈的名字，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无名姑妈在生前受尽凌辱，死后亦不得安宁。她的男性家族成员有意将她从记忆中抹去，这就是她为什么是无名姑妈的原因了。 　　《西宫门外》是女性悲剧的另外一个例证。文中的主角是叙事者的另外一个姑妈，叫月兰。月兰姑妈在叙事者母亲勇兰的劝说下从香港去美国探望丈夫，然而丈夫已经完全西化，并另觅新欢。月兰姑妈一直以来扮演的都是一个父权体系下的传统妇女角色，一切都听从他人的安排，没有主见，所以她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命运抗争。正如她的名字月兰所象征的，“月”代表月亮，是围绕着地球转的卫星；“兰”是一种花，月兰姑妈只是一个软弱的无用的女性，一切只围绕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丈夫。月兰没有机会获得自立，因为她长期深受父权制毒害，已经失去独立判断能力，只会顺从他人的意志。月兰与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最后死在了疯人院里。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在父权制压迫下悲惨死去的软弱女性形象。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不但力图揭露父权制的罪恶，还尝试创造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以此证明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附庸，呼吁男女应该平等相处。在中国传统概念中，理想的男性形象是文武双全，既是勇士又是学者。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所要塑造的理想化新女性形象即兼备智慧与勇气，是女勇士和女学者。 　　在《白虎》中，汤亭亭基于母亲的叙述和自己的想象，改写了花木兰的故事。木兰隐瞒身份代替年迈的父亲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她的形象之所以能被传统社会接受并流芳百世，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孝道。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则不再是替父从军的尽孝女儿。这名女勇士，即花木兰，她在一只鸟的引领下进白虎山拜师学艺，成为女勇士。诚然，她学习武术是为了抗击匈奴，保家卫国，让自己名垂青史，同时也是为了逃避田间劳作挖红薯的命运。所以，木兰的进山学艺是一种自我提升、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为了摆脱家务琐事，而非出于对长辈的孝顺。不仅如此，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也没有对统治者尽忠，反而在最后砍掉了皇帝的脑袋。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最高象征，所以木兰的举动是对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同时也是对父权社会的无情鞭笞。改写的花木兰形象还有其他深层含义。虽然木兰英勇善战，具有男性气概，但是汤亭亭却说她是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抗击敌寇的。所以木兰是一个双性同体的形象，既担负起女性生儿育女的角色，又担负起男性保家卫国的职责。而木兰的丈夫，在汤亭亭笔下却面目模糊，既没有独立的性格又没有男性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