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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探索者胆识与勇气 　　最近越剧名角茅威涛领衔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根据布莱希特名剧《四川好人》改编的《江南好人》，令人耳目一新。也有不同反应，但这是正常现象，而且是好现象。 　　布莱希特是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戏剧革新的领军人物。他把一生的戏剧事业都服膺于下层阶级的政治启蒙，并以此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观点，即：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为此布莱希特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移情论”或“共鸣说”，创立了以打破舞台幻觉、唤起思考为目的的“叙述体戏剧”，简称“叙述剧”，即通过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或事件，暗示或揭示一个道理。他提出的“陌生化效果”是写作这种戏剧范式的艺术技巧，也是美学要求。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最猖狂的年代，布莱希特在颠沛流离中一连写出的几出名剧诸如《伽利略传》（1938）、《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高加索灰阑记》（1945）以及《四川好人》（1941）等都是叙述剧的代表作，而《四川好人》（“四川”是泛指“存在任何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地方”）我认为是最典型的。这就不奇怪，仅上世纪80年代的首都舞台上，就已经出现过两次由国内外不同剧种排练的演出，即日本著名导演千稻是之执导、栗原小卷主演的大型话剧和成都四川川剧团的演出。 　　布莱希特以辩证思维，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悖谬现象：从善的愿望出发，却引来恶的结果；任何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双面体”。布莱希特本意是在揭示：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整个社会成了一只充满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大染缸，绝对干净的人是没有的。于是他告诫他所同情的弱势群体：你看有钱人的钱是怎么来的！？因此你就不能那么傻，以善良的“羊”来面对凶恶的“狼”；你必须准备善恶两手，该善的时候善，该狠的时候就得狠，否则你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说，在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仍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江南地区即江浙一带经济发展一马当先，同时贫富悬殊也迅速拉开，劳资对立有目共睹。这种历史的重现显然引起《江南好??》的两位改编者曹路生、郭小男的关注。毕竟今天的中国现状与当年布莱希特所经历的欧洲现实相去甚远，要将《四川好人》搬上舞台，特别是“歌剧”（欧洲人视中国的戏曲为“歌剧”）舞台而又同样取得发人深思的效果，则改编在所难免。从脚本看，它依然抓住原剧的悖谬逻辑，循着原剧的情节主线，保留了大部分人物的姓名及其身份，更换了或加进了某些具体故事细节的内容。总的来说，改编本是达到了演出要求的。现在这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童话式故事是这样演绎的：上天为了验证人间有没有“好人”，派了三位神仙下凡到“江南”考察。好心的歌女（原剧是妓女）沈黛经人介绍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即当晚的住宿问题。神仙们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好人，就奖励她一笔可观的钱。沈黛用这笔钱办起了一爿绸布店。远近的人们都知道沈黛乐善好施，就纷纷前来求助，甚至赖着不走。小店很快就难以为继。为摆脱焦头烂额局面，沈黛在别人暗示下假扮起“表哥”，起名隋达。隋达以心狠手辣的手段很快使店铺重新发了起来。恢复了原身的沈黛为救助一个名叫杨森的上吊工人却导致两人相爱。她为帮助杨君实现他谎称的去北平当飞行员的梦想所需的500元大洋又使店铺败落下来。于是她再次以“表哥”隋达身份出现，办起了事业更大的工厂，并让有了改恶从善表现的杨森当上了监工。这时沈黛的知己动员她嫁给有钱的理发师石富。但沈黛却仍深深恋着杨森并已经怀孕。可当上监工的杨森对待工人残酷无情，并野心勃勃宣称要当经理，于是被隋达踢出了工厂大门。杨森获悉沈黛怀孕，欣喜若狂，更逼迫隋达交出沈黛，并向警方告发隋达谋财害命。于是三位神仙以法官名义开庭审判。当法官们追问沈黛的下落时，隋达不得不坦白：两人其实是一身！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沈黛这才不得不道出她的苦衷：我行善不行，作恶也不行，我就不知道，在这世上我怎么才能活下去呢！？众神仙哑然失语。 　　观看演出时，时时觉得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社会、我们周围，甚至我们自己身上，有着切肤之痛，并引起我们的思考。比如：从整体的宏观看，我们在追求社会性的“善”的时候，却引发多少“恶”的萌生：你克服绝对平均主义，却立刻拉开两极分化；你取消群众运动，又使贪腐肆无忌惮；你加快经济发展，却使环境急剧遭殃；你正庆幸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了，却又惊呼精神道德普遍下降了……再从个体的微观看，多少好人、能人、英雄、模范，一旦面临外界的诱惑，例如权、钱、色等，顷刻变成坏人、罪人、囚犯……说明一个人在其身上“善”的因子正在活跃的时候，“恶”的因子也在准备随时作祟。关键是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外在诱因！事实上二元对立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善与恶永远相伴而行，就像一心进取的浮士德始终离不开那个一心捣乱的魔鬼一样。因此历史总是在痛苦中前进的！ 　　原作者在《四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