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战时生意条子、面子与银子.docVIP

虞洽卿战时生意条子、面子与银子 　　虞洽卿在战时西南所从事的生意，显然不是一般商人所能进行的。虞能在非常情形下，通过商货抢运囤积销售，利用战时物资紧缺的环境，赚取巨额利润，本身也是由其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及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积累的丰沛人脉关系所促成的。 　　尽管如此，虞洽卿自己的经营手段也极为关键，这种政商资本运用，也仅是依靠他个人的“面子”才能实现。同样一桩业务，是否由他亲自出面交涉，可能结果完全不同。为了其特权生意能够顺利，虞只有天天风尘仆仆于公路之上，最后也因此染疾身亡。 　　总体来看，虞洽卿在此一时期的政商经营手段，可以归纳为三点：垄断性的商车特权及道路许可；外汇及金融方面的特殊协助；司法豁免与非法贿赂。 　　垄断性的商车特权和道路许可 　　如前所述，虞洽卿成立华商贸易行时，行政院经济委员会曾给予特别许可。因此???在滇缅路抢运物资，便有合法保障。有人说虞有蒋介石一张“手谕”，上面写明虞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为难，这使他的车队运货畅通无阻。从目前的史料证据来看，笔者没有发现蒋发过这样的手令。不过，虞洽卿属下公司在非常时期的商车运输方面确实享有极大的特权。 　　如1941 年12 月经济部所制订“商车疏运商货办法”，其实就经该部运输统制局副主任俞飞鹏委托给经济部代表与虞洽卿、王晓籁共同办理。由于华商贸易行是奉命开办，享有疏销商货特权。故当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部部长、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 都曾写信给虞洽卿， 请虞帮助其朋友孙益所购新车及货物从缅甸内运。当然，也许是俞之身份不便出面，通过这种转托避免触犯军事刑律。 　　三北贸易公司成立后，因有龙云等人的帮助，故其公司车辆亦享有西南公路运输局给予之特权，并不照一般商车办法被调配，其所运行路线也甚为广泛，包括滇东南及金城江、独山、贵阳、曲靖、重庆等线。 　　1943年1月，交通部公路总局成立商车指导委员会，由交通部长曾养甫主持其事，虞担任委员。这也算是当局给予他一些介入商车管理政策制定的特权。虞就曾致电曾氏，建议由商车指导委员会派人在公路线路冲要地区负责检查商车运输事宜，以免地方军警检查时与商人产生隔阂，经费则由车商分派。 　　由于虞洽卿与公路总局有特殊关系，这对其运输生意颇有帮助。如公路总局负责为商车填明行驶路线证明，并换发行驶执照。虞洽卿名下公司的车辆在这些方面便得到很大照顾。时任交通部部长的曾养甫曾为虞洽卿公司车辆，多次要求西南路运局按特案办理查照放行。 　　即便如此，在战时物资统制环境下，对于虞洽卿这样的特权商人，在一些地方办事也颇让其费脑筋，商车准运证可能要四处设法疏通关系才能搞到，主管官吏也会借机敛财。 　　虞洽卿曾托西南公路管理局下属的一个处长帮其办理七张公文，包括酒精、汽油、机油等物资的准运证。同时，他又费力找另外一个处长帮忙疏通其公司在曲靖被兵站总监部扣留的车辆。正由于虞洽卿拥有过人的关系，因此，像其他做公路运输生意的也希望能借虞氏之力，办理一些公文。如私商金鸿章由于卡车换照困难，希望向三北公司索取空白盖印信笺二纸，以方便办理换照手续。 　　当虞洽卿试图开辟从温州到重庆的商货运输新路线时，由于涉及不同战区，因此，索要汽车行驶证便全要依靠虞之面子。如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等军政官员都曾帮虞洽卿开过路条。 　　1944 年7 月8 日，余汉谋为虞洽卿开具证明书，内称“虞洽卿、李升伯先生因事由韶关往重庆，经连县、柳州、贵阳，带随从人员眷属共廿五人，行李五十件，大汽车两辆，经核准自柒月捌日起至柒月底为有效，期间特给此证明书为证。”尽管此一证明书载明有效期，但是资料显示至少到9月19日，虞还在使用此证明，并要求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另行再改发两张，让他和李升伯分开带在身上。10 月，因其公司车辆在柳州一带抢运货物，虞洽卿复致电张发奎，请其给予便利，饬沿途部队勿扣留其车辆。 　　贺国光则为虞之车辆办理重庆附近的临时用车证。虞也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贵阳办事处、西南运输局贵阳公商车辆调配所，以及贵州企业公司这一类公方相关机构代请证明书。 　　外汇及金融方面的特殊待遇 　　战时重庆政府，对外汇管制极为严格。汽车购买要使用外汇，在缅甸采购货物或支付其他款项，当地结算也需用外汇。 　　1941年年底，华商贸易行仰光分行曾向财政部申请购买外汇约罗比40 万盾，但迟迟未得批复。三北公司经理郑鲁斋便找翁文灏设法，翁则表示外汇须由平准基金委员会核准，手续缓慢，要郑直接去找当时主管此事的财政部次长顾翊群“面催”。 　　经理人员出面有时完全无法发挥效率，则必须虞洽卿亲自出面解决。1943年9 月，三北公司又因业务关系要请中国银行代为申请一笔美金。郑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