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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同一性与对象多元性理论建构及其超越 　　在启蒙理性批判中，阿多诺的哲学试图通过对微观层面的重新定位，展开对整个人类文明已有思维方式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与此相对应，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个马克思哲学如何对待启蒙理性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伪问题——如果马克思对此问题采取了无批判的默认态度的话，那么阿多诺在启蒙理性问题上边缘马克思哲学“实践”立场的做法就是成立的。实际上，正是由于马克思和阿多诺在理论微观领域上的差异，才导致了二者在理论与现实关系处理方面的重大分歧。 　　一、关于阿多诺“启蒙概念的确认 　　与致力于构建“体系”的传统哲学不同，阿多诺的哲学不但竭力避免像“本原”哲学那样立足于一个具有坚固“同一性”的概念或规律前提，还尽量避免正面阐发自己的观点。这虽然加深了“绝对的否定性”、“崩溃的逻辑”的理论外观和从根本上拒绝与现实“和解”的理论姿态，但却是以理论可行性和现实保持遥远距离为代价的。最终，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矛头与其说最终指向了现代制度，毋宁说指向了现代思维方式。在这其中，“启蒙”对于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重要作用——阿多诺对“启蒙”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其批判对象的时代特点。从其批判的内容来分析，阿多诺“启蒙”的基本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启蒙”在内在逻辑建构上表现为抽象主体的强制“同一性”思维模式。在阿多诺看来，启蒙的任务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这本应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用人的主体性去替代神的主体性，促进人类知识的进步。然而，启蒙在打碎原始神话的过程中却进行着一种新的施魅，制造了一个理性神话——同一性的、总体的、抽象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生动的现实世界在同一性的理性思维方式中变成了抽象概念的集合，在被扭曲的同时进而影响人类自身——“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从笛卡尔时代开始，哲学试图去“接受科学的存在方式——专断地致力于孤立客体，使问题与方法???硬的隔离——使科学的统治与自由自在的真理相对照。现在，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科学的工作覆盖了自古以来的形而上学的领域”。启蒙在这种同一性思维基础上所建构的关于世界的强制总体性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理论与现实、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问题上形成了直接对立。 　　第二，“启蒙”中量化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对理论、一般、抽象的高扬，在现实、个别和具体的领域导致了用概念代替了概念所表达之物，抹杀了现实世界的真实面目，造成了新的虚假意识形态幻象。启蒙中同一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打着绝对客观性的旗号，对经验世界中的具体的、个别的对象物进行抽象“还原”，造成了“社会必然性”的假象——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和客体“在绝对性概念中统治和讨好混合了，每一者都内在地依赖于另一者”。在这种抽象量化的思维方式中，主体借以把握世界的概念本身就脱离了概念所表达之物，造成了“工具理性”功能的无限放大和概念自身的虚假性。以这种虚假的概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必然也是虚假的，它反过来又会阻碍着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主体被工具理性的计算性的思维方式所控制，在形成了虚假主体性的同时却迷失主体自身——“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最终，高举科学思维方式大旗的启蒙理性从解放的初衷出发，最终重新回到了奴役的怀抱——启蒙重新倒退成神话。 　　第三，“启蒙”的“同一性”抽象思维方式在现实的社会经济领域内导致了商品交换原则的泛滥并表现为物化。在阿多诺看来，商品交换原则、物化与启蒙所代表的传统理性思维方式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即同一性思维方式的社会反映。启蒙理性所带来的新的奴役，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所带来的强制同一性的社会关系——它扭曲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差异性状态，造成了“物化”。阿多诺认为，“在关于物化的抱怨中，人类苦难的原因会被掩盖起来而不是受到揭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公正不是起源于物质，也不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而是思维——理性的“自负”或理性的狂妄。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抽象的思维是市场的抽象的前提——“就意识构成客体的可能性来衡量而言，它是总体性的概念反映，是社会生产行为中的合乎逻辑的结合点。由于这种结合，商品的客观性、商品的‘对象性特点’才得以形成”。 　　第四，“启蒙”在对未来社会的设计方面表现为一种虚假的、抽象的超越性，为集权主义社会提供了生长空间。启蒙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传统哲学片面强调抽象的主体性，忽视了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经验层面，最终把现实的、活生生的经验世界清除掉了。在启蒙理性思维方式中，客观性非但并不意味着外在性，反而是主体自身虚假状态的反映。这种虚假的客观性来源于主体抽象思维方式所建构的强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