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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周伦理文化自觉及其影响 　　西周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伦理道德观念逐渐敲响了人类理性觉醒和情感升华的大门，自觉的伦理意识开始孕生。这一方面是西周以小邦取代大邦的实践而促成的对“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由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突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观念；同时也是宗法制所导致的外在约束的需要。但在这一时期由于道德意识还没有完全达到自觉，天命观念仍占主导地位，人们强调“以德配天”，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观念很大程度上靠族类的亲情维系，因而它只是伦理精神的发端。“德”、“孝”、“礼”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周人的道德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要伦理道德观念。与殷人相比，周人道德观念的成熟与自觉的道德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一、“德”观念的产生 　　“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演变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殷商时期的上帝崇拜、西???的周王政行懿德、春秋的伦理道德等四个阶段。殷商时代的德，实际上是天命观、神意观的一种表达，对于神灵的盲目崇拜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商代天命神意观念下的德与真正道德观念的形成，还相距尚远。但是，它却给周人关于德的思想提供了基础。 　　经过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德”观念在周代已逐渐显出与商代不同的面貌。郭沫若指出，周人的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这“的确是周人所发明出来的新思想”。 　　周人的“德”，就其社会内容而言，仍指获得和占有之意。因而，在周人看来，先王灭殷而获得“厥邦厥民”就是德。不过周人强调的是如何保持、稳固这种获取。周人坚信文王之所以能够膺受天命，是他在两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一是特别恭敬天命；二是让民有所德（得）。他们把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之为德；而且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因此，德也就获得了道德的意义。所谓“修德配命”或曰“敬德配天”，是对周人关于“修德”与天命关系的概括。“修德”、“敬德”是获得天命的人为根据。只有“修德”，才能取得并保持政权。周人的这一思想，是对殷人天命观的重大修正，它不仅赋予上天以伦理的品格，肯定了道德的政治作用，而且否定了天命的绝对性，取得了人事对天命的主动权。 　　， 　　从“德”的演进历程与内容来看，西周“德”的观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德”的产生与发展与宗教观、天命观的演进紧密相联，这说明周人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宗教观念的逐渐突破才发展起来的。其次，“德”的产生、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周人的“德”，主要指的是周王的政行，而王位能否永保，主要看人间民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了伦理政治的观念。最后，它开创了“德”“得”相通的道德精神传统，这种从周取代商的史实中得出来的历史经验与人生哲理，由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传统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 　　可见，周人德的观念已具备了理陛的色彩和伦理的特征，以民的兴起为标志，神权政治的观念慢慢渗入到世俗领域。但随着周政权的没落，春秋时期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思考社会变化的原因，人伦关系成为当时思考的核心，促使德性伦理的观念获得真正的发展契机。 　　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观念 　　“孝”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西周则是“孝”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孝”是家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德”同源，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甲骨文、金文中已有“孝”字，从字形上看，像一个曲背老人手扶稚子之头，表示祖孙之间的亲爱关系。由于殷商时代祖先神与至上神不分，所以其“德”观念中已经有孝的内容，只是到了西周，“孝”才作为伦理观念而存在。对祖先的祭祀是殷人孝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但此时的孝道实质是宗教性。殷人崇拜并孝敬祖先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的佑护以祈福避祸。 　　西周“孝”的观念在承继殷商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在殷商时期，“孝”的观念仅处于萌芽状态的话，到了西周，由于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而造成的宗法等级制的建立，周人则赋予“孝”以明确的内涵，把“孝”作为宗法伦理的基础和重要的道德规范。 　　比较商周“孝”的观念，二者有明显的差别。一方面，西周“孝”的观念展现了神性的退却和人性的张扬。同样是祭祖追孝，西周与殷商的区别，在于后者对能降福遣灾的祖灵怀着恐惧的心情，甚至多少带有一些无奈的情绪，而前者对先祖的追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先祖血缘亲情的表达，是发自内心的景仰。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自然宗教消隐，伦理宗教成为人类精神的主导。周人的祖先神不再是异己的，而是道德化、人格化的。可以说，德性智慧战胜了神性智慧，道德理性代替了宗教蒙昧。因此，在西周祭祀祖先的鼎器铭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