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莉 站好大学讲台是最想做事.docVIP

杜莉 站好大学讲台是最想做事 　　杜莉的人生简历里最少不了的四个字就是“武汉大学”，这四个字对她来说是家，是她出生和成长的乐园，是她追求知识和梦想起航的青春回忆，更是让她朝着成为一名老师的职业理想前进的地方。 　　如今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副教授的她，在这里通过努力受到学生的爱戴，获得了荣誉和成就：湖北省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湖北青年教学能手称号、武汉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武汉大学第九届杰出青年、珞珈杰出女性……更在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从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师中脱颖而出，获文科类一等奖。她说作为武大人，她一直认为很幸运和荣幸的，“一开始是我以武大为荣，未来我希望武大以我为荣。” 　　影响生命的武大人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武大郎’”，杜莉眼中带着笑意。杜莉的父亲是武大数学与统计学院的老教授杜金元。孩提时期，她就在校园里玩耍，武大附小、附中……硕士、博士，到200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珞珈山就是她的青春记忆。“我既是武汉大学教育的受益者，也在这里实现了自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梦想。” 　　做一名老师，是杜莉从小就有的理想。给她这份影响的人当然离不开她的父亲。杜莉的父亲是数学与统计学院的一名老教师，一直给本科生上《数学分析》这门基础课程。“严格上说，我父亲并不具备优秀教师的典型形象——他操一口标准的湖北新洲口音；衣着极不讲究，学生笑称他像‘进城的村干部’；课堂上讲到兴奋之处会跃上桌子，点起一根烟，有时还会摸着学生的头骂上一声‘你这个蠢材’，但他不羁的教风一点也没有减弱学生对他的喜爱。”杜莉介绍着，“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他‘老杜用他浓厚的乡音把我们引入一个数学的世界，在前进的大路上带着我们欣赏沿途美好的风光，体味数学之美’”。同时她也自豪而崇拜的说：“他是武汉大学第一届‘十大名师’。” 　　杜莉从小受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深知教师职业的不易。她回忆说父亲长期受胃病折磨，1989年，从讲台直接被抬上手术台。每个学??期末考试阅卷结束后，他都会在每一份试卷上给学生写评语——试卷反映出哪些问题、哪些知识点没弄清楚、下学期怎么改进。先用红笔手写在试卷上，然后唯恐字迹潦草，学生难以辨识，于是父亲就让杜莉帮他一份一份地输入电脑，打印出来，裁成小条，然后交给教学秘书代为分发给每一位学生，“他自己把这美其名曰‘试卷诊断书’。我常常因为敲打近百个学生的‘试卷诊断书’而心生厌烦，可老先生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我父亲那一代人，早年都是学俄语，后补学英语，但大多已过而立之年。他当年扛上一个大录音机上‘北语’学英语的情景仍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至今杜老教授已有百余篇英文论文见诸国际期刊，伴随计算机的普及，他在不惑之年又开始补学计算机操作。“我有6点起床晨跑的习惯，每天清晨经过父亲书房时，老先生已经趴在电脑前用“一指禅”敲打英文论文。那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自觉地浮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这一年，我父亲65岁，届退休之年。” 　　说起另一个对杜莉深有影响的人，他就是杜莉200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周茂荣先生。“总记得大学二年级时，周茂荣先生给我们上《世界经济统计》课程时的情景——大热天，先生总是不怕麻烦，用一个平板推车，大汗淋漓地从院图书馆借出一摞一摞的统计年鉴，让班上的同学人手一本，给我们介绍各种统计指标和方法。”杜莉回忆说，“2007年初，我赴巴黎完成欧洲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说来惭愧，那一年我30岁，却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那时，先生也在巴黎做高访，他亲自到机场接我。一天，先生非常开心地告诉我，他在‘中国城’买菜时被两个中国学生认出来，原来是我院“中法班”毕业留法的学生。随后，‘周老师来法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先生那不足10平的宿舍挤满了来看望他的十余名在巴黎求学和工作的学生，那一刻我从先生满足的笑容中读出了为人师的快乐。” 　　1969年，周茂荣先生留校任教后从俄语改学英语，主要靠自学完成；1982年，他赴日本从事学术交流，又从零开始自学日语。“至今，我仍能时常收到先生通过邮件转发分享的英文文献；先生仍保留着去院图书馆翻看日文期刊的习惯。” 　　正是那一代武大人对杜莉的影响，让杜莉感受到了武大精神的传承，让她找到了做一个好老师的关键是“投入”，让她学到了要如何投入地做一名好老师。 　　做老师是一份执着 　　“杜莉是天生的老师。”有人这样评价。杜莉也用她的具体行为给“老师”二字做了完美的诠释。打从记事起，杜莉就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向往。“做一名教师是我从小的梦想。”杜莉的这份执着也延续到了她的大学时光，当时的英语课上有一节是讲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课程完成之后老师就让杜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