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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困境与完善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完善措施。要去除“三需要”与“利害关系”限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科学制定“隐私权”的保护原则；完善诉讼审理方式。 　　【关键词】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困境；完善措施 　　随着大信息时代的到来，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已成为各国民主权利发展状况的“晴雨表”。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在民主化进程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条例》施行后的大量案例却表明，由于制度上的诸多缺陷，《条例》造成大量寻求司法救济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求救无门”， 在诉讼问题上也面临许多困境，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在观念及制度上亟待进一步提升与完善。 　　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困境 　　1、原告资格认定过于苛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后，原本以为获得国家法律撑腰的信息公开申请人，却因“不具备”起诉资格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而屡遭“玻璃门”，永远地被关在了司法救济的大门之外。如任星辉诉财政部不予信息公开一案中，基金缴纳主体任星辉要求财政部依法公开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相关信息，但财政部的答复为“根据您提交的申请材料，您所需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联”。此后，任星辉的起诉一审法院不予受理，上诉亦被二审法院驳回。[1] 　　2、举证责任规范相对缺失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在行政诉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并常常出现行政机关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由拒绝提供政府信息的情况。民众对此通常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是行政机关在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损害公民的“知情权”，引起“官民矛盾”加剧。在姚延康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中，[2]原告要求被告公开教师法定工作日的相关信息，而被告经过检索后认为该信息不存在，原告则认为该信息是被告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掌握的信息，坚持要求被告公开。本案虽最终因原告不能提供被告应制定或获取过该政府信息的有效证据，被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第（4）项规定驳回诉讼请求，但由于我国法律未对超出《行政诉讼法》举证规则以外的证明责任加以规范，造成当事人之间在证明责任上的扯皮，也使法院陷入责任分配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 　　3、“隐私权”的客体缺乏明确界定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而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是指行政机关公开因行政行为所制作、保管的档案或记录中涉及有关自然人个人的信息。在我国，“隐私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也将其作为公民的“名誉权”、“人格权”来予以保护，但对于“隐私权”的客体却缺少专门的、具体的法律界定，以至于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语境下常常被滥用。 　　4、审理方式单一，不能适应案件特点 　　法院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这类新型诉讼时应当采用何种审理方式，我国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按照传统的证据审查模式，证据要在法庭上举证、质证，经查证属实后方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于政府信息公开案诉讼标的物的特殊性，倘若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仍沿用行政诉讼通常使用的公开审查方式，行政机关在法庭上对于其拒绝公开相关文件的举证，通常会导致所争议的信息内容在此过程中被泄露，从而使原告在法院做出裁判并执行前便可获知相关信息，这在让诉讼的继续失去意义的同时，也极易对他人、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造成潜在的危险。在董铭诉上海市徐汇区房地局信息不公开案中，便出现了被告律师在举证的过程中举出了原告在诉讼前被房地局所拒绝公开的部分资料的一幕。这一方面显示了我国法律工作者对信息公开这一新型诉讼的不熟悉，一方面也暴露了我国诉讼程序中不公开审查制度的缺失。可见，审理一般行政案件“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难以适用。 　　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完善措施 　　1、去除“三需要”与“利害关系”限制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已发展得较为完备，如《情报自由法》规定，对于政府机构应当公开而没有公开的信息，以及政府机构拒绝公众的请求而不公开的信息，公众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尚处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起步阶段的我国，对此应积极借鉴和吸收域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主客观诉讼为一体的行政诉讼，“三需要”与传统的“利害关系说”不能也不应用来定义原告的主体资格。首先，在行政机关拒绝信息公开申请而引起的诉讼中，由于申请人本身即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符合起诉的主体要件，故无需再证明其与该信息存有关联。其次，在特定个体申请不公开与其自身有关信息而引发的诉讼中，申请人要求保密的信息多与其人身权、财产权相联系，无疑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