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一一》与李沧东《诗》比较分析.doc

杨德昌《一一》与李沧东《诗》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一批30多岁左右的年轻导演，掀起的一场电影运动——现实主义倾向、人文主义追求。在这场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杨德昌虽然只奉献出他的“八部半”电影，但他镜头展现出来的叙事特征、镜头风格与深刻的意蕴却构成了台湾此次电影运动的艺术品格与创新风貌的核心内容。 　　新世纪初，异邦的作家导演李沧东作为韩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面旗帜逐步走向成熟。他的镜头虽是对准另一个国度的边缘人物，但却同样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与人文色彩（李沧东导演曾坦言受台湾新电影运动作品《风柜来的人》影响涉影）。此二位导演克制的风格相似，在各自的电影中探索着当下人的生活与对生命的诘问，是两个国度的两把“国民精神手术刀”。 　　本文选取二位导演出色的作品《一一》与《诗》进行比较分析，二部电影分获戛纳最佳导演奖与最佳编剧奖，可代表二位导演的最高艺术造诣，在影片主题，视听风格，与叙事设计等方便皆有契合之处，为二者的比较分析建立了合理前提。 　　一、 影片主题 　　杨德昌影片《一一》将镜头对准台北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丈夫简南俊，妻子敏敏，大女儿婷婷和年仅8岁的小儿子洋洋。讲述生命不同年龄阶段的困苦与况味，以四两拨千金的娴熟技巧交待了少女心事、童年困惑、事业危机、家庭纠纷，以及对宗教的慨叹和对时事的讽刺。李沧东影片《诗》则将镜头对准韩国普通的66岁老人美子，讲述她学习诗歌创作之美与面对孙子强奸同学事件之丑，二者相互交织的生命历程，借此影片谈论了痛苦与救赎，善与恶，生与死等多重生命话题。 　　1.美丑的对比 　　审丑作为现实主义流派常用的一种主题构建方式，被这二部电影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的丑经过二位导演的心灵点化，丑的本质就由暗昧朦胧变得清晰了，丑被揭穿，也就是丑本质上的被否定，就成为抨击丑的巨大力量。 　　这种美丑对比在影片《诗》中异常明晰。一边是主人公美子寻求生活真善之美踏上习诗之路，另一边是在学诗的同时，发现自己孙子强奸而致使女同学自杀的龌龊真相。影片正是展现生活这样的二元对立，美丽与丑陋，善良与罪恶总是相生相克，而仅靠对美好的渴望却是不够的，只有当美子去正视生活的不堪，洗涤完心中的罪恶，才能寻得生命美之所在。在此种谋篇结构之下，就产生了一种人物与社会大环境的对立。当家长们讨论怎么用钱把这种强奸事件摆平的时候，美子经常表现出一种“缺席”的状态，当家长们多次强调摆平了警察、学校领导、被害者父母的时候，美子往往充满了对于被害女孩的愧疚表情，而家长们、学校领导等却显得很稀松平常。这些细节里，美子以一颗美丽心灵对比着漠然的国民。 　　在《一一》中，美丑对比虽不作为整片的结构基石存在，但也是导演提出主题的一套有效缜密的方法论。NJ公司其他股东欺骗成习的商场作风与大田先生真诚的人格魅力形成强烈反差，身处东京的NJ通过电话痛斥的“他是好人，你们怎么能这样？”便像是对假与丑价值观的诘问；同是家庭成员一名，NJ小舅子阿弟金钱至上，而他则被称为“书读多了，对钱不大在乎了”，此是导演对经济时代不同金钱观念的探讨。除此之外，片中美丑对比随处可见，小儿子洋洋的率真之美与训导主任刻板压制之丑、女儿婷婷对待爱情持有的纯粹之美与莉莉玩弄爱情之丑，种种对比，成为影片提炼主题的有效例证。 　　2.生死的顺从 　　接受生活的面貌，接受命运的挑战，接受生死变更，是两部影片共有的创作母题。导演共同表明了一个真理——人生本来如此，想要美丽的部分就得接受它的残缺。 　　影片《一一》，NJ重新去往自己唯一的爱人身边又重新回到生活，他说，如果再活一次，也没什么不一样，还是这样；敏敏说，山上跟山下没什么不同，只不过角色位置换了；杨德昌甚至带着宿命论色彩般，将父亲NJ的记忆，又交织地在儿女生活中重现，这似乎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每个人在生命不同阶段必然经历本质相同的生命体验，其中面临的种种困顿更是无人能够幸免。每个人只有面对生命，顺从生命的困惑，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以孩子的哭声开始，以一个葬礼结束，并穿插阿弟瓦斯中毒，洋洋溺水等“假死”，实际也是种种死亡练习，是对人面临死亡时情感状态的实验性表达。 　　影片《诗》在探讨客观的生死与人主观的顺从命题上同样到位。影片开端画面便是水上一具浮尸，奠定了故事围绕的死亡话题。女主人公美子随着年龄增长，正面临着生命的警钟（诊断出老年痴呆症），与此同时，外孙造成的女孩的死亡也给她心灵留下深重的疤痕，如何面对自己与他人的死亡，顺应生命的发展脉络，便成为全片贯穿的重要命题。片末，导演李沧东更是朦胧观众的判断，将美子与自杀少女朗读诗歌声音交融为一体，以美子满足雇佣她的老人性需求的行为照应着少女被强奸的事实，在二者交融之后，美子这种生的痛苦、活的希望，爱的诞生与爱的毁灭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更为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