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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红色经典”政治传播价值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明确提出了文学的政治功能。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大陆的文学作品几乎都与政治密切相关，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历史的小说建构，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主体。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再版这批革命历史小说，并给其取名为“红色经典”，①此后影视、音乐，甚至日常生活都成为“红色经典”小说的外延领域，一时成为关注热点。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红色经典”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重温“红色经典”，激活“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重塑“红色经典”的政治品质，对于我们树立“三个自信”意义重大。 　　历史语境对应的“红色经典” 　　每一时代有自己时代之文学，任何艺术作品和批评理论都有它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意义生成的环境，“红色经典”是关于革命历史的文学创作，它属于一个特殊时代。 　　历史语境对应的“红色经典”肇始于建国之初，一般是指产生于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一大批长篇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由此而派生出的“红色电影”与“红色歌曲”等也常被囊括其中。在政治层面上，“红色经典”曾发挥过强大的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功能，毛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在情感层面上，“红色经典”“通过话语讲述的方式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论证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确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和生活方式，已经构成了今日‘人民记忆’或‘国族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②这些作品曾被最上层国家机构重视，在当时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一部分，曾无数次重印、再版，是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食粮。 　　在艺术层面上，“红色经典”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作品中蕴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激情，史诗式的宏大叙事与艺术追求，在??动文学的大众化方面取得成功，等等。“每一部‘红色经典’其实都凝结了‘激情’——它由执著崇高的艺术使命感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责任感而来，在商业化的浮躁的今天，它是前辈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是‘红色经典’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的读者难以忘怀的主要原因。”③ 　　尽管“红色经典”的外部动因来源自政治需要的推动，但“红色经典”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守理想、信念的执著以及英雄主义的悲壮和崇高，这是人类和文学的基本诉求。在其“红色”内质里蕴含着一个社会所尊崇的基本道德价值：高尚、忠诚、诚信、仁爱、团结、理想、激情等等，虽然这些价值观念因为当时强烈的政治意识被强化到极端的地步，但即便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够否定，其价值核心本应是政治的最终理想和指向，亦是艺术的最高理想和审美追求。 　　当下语境笼罩的“红色经典” 　　在当前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有其存在的弹性空间。“现在主要进行的是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和再造，就不完全是关于‘红色经典’本身的事情了。它可以弄得更正经，结果是造成反讽的滑稽效果，也可以大胆地戏拟，变成一种解构，当然也可以深化，对原来的创作进行一次再创造、一次新的超越。”④2000年，万科影视公司推出中国版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炮走红，不仅赢得很高的收视率，而且得到官方与民间的一致赞赏，掀起了“红色经典”的热潮。 　　小说被改编、重新书写，被网络恶搞，“红歌会”如火如荼，“红色经典”餐厅热火朝天。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驱使和大众趣味的改写下，“红色经典”的面目发生了变化，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 　　“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创作者往往放置了原作所宣扬和建构的‘革命’主线，而代之以当代市场文化操作起来屡屡得手的武器——情感戏，并谓之‘回到生活本身’。”⑤还有很多改编作品恶性娱乐化，把原著中一些体现人物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内容删节了，把能升华人们道德伦理、道义情感的情节削弱了，而过分强调“搞笑”，以满足某些人的娱乐需求。这些现象在引起了大众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对“红色经典”的热烈讨论和深入反思，形成了比较极端的两种认知：一方面，人们觉得通过对崇高和英雄的嘲弄强化了个体和自我，宣泄了多年被强硬的政治诉求压抑的小我情感；另一方面，过度的娱乐性又伤害了部分人对民族英雄和多年来被灌输的神圣理念的珍视情感。 　　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不至于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当前语境下“红色经典”再造的思考重心。“红色经典”热是主流意识形态回归的伴生现象，它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回顾，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和秩序的强化。为防止“红色经典”仅仅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需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