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 珞珈山麓“哲学宗师”.docVIP

陶德麟 珞珈山麓“哲学宗师” 　　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为李达老校长当了13年学术助手；他24岁时发表文章，大胆批评前苏联尤金院士和罗森塔尔院士编著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词典》；他1978年出席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以高度的理论勇气在大会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批驳“两个凡是”…… 　　他就是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又相继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和校长长达14年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的陶德麟。陶教授60年的哲学人生，可谓波澜壮阔，著名美学家、哲学家、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在读了《陶德麟文集》后给陶先生的信中说：“杜甫的诗，是‘诗史’，您的文集，可以说是现代当代哲学史，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历史的价值。”但陶德麟本人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 　　少年英才，结缘武汉大学 　　陶德麟先生出生于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不愿参加科举考试的清末儒生。他的父亲幼承家学，国学功底深厚，少年投身辛亥革命，毕业于保定军校，青年时期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等职，参加北伐战争。母亲黄鑑文毕业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任中小学国文、数学、音乐教师。 　　陶德麟先生没有上过小学，他的国、英、数诸科知识主要是由父母在家教授的。他天赋过人，五岁起就开始学习《四书》、《诗经》和《古文观止》，进中学之前就能背诵不少国学经典和文学名著，学会了文言文写作和旧体诗词格律。他16岁时就能写一手老练的文言文和古典诗词，老师在批语中称赞他“文如斲轮老手，无懈可击，而情韵悠扬，令人神往”，“论允理足”，“所评极抑扬之能事”。这些作品至今还保存着。 　　1948年春他的父亲患重病卧床不起，缺医少药，家中生活困难，他仍然坚持学习到高中毕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报考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武汉大学经济系和华中大学外文系，以优异的成绩同时录取并获得了三校的助学金。这时他父亲病逝，母亲无人照料，不便远行；加以武大当时也是与清华齐名的学府，经济系尤其享有盛誉，于是他???弃了去清华的打算，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他进武大时还不到18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年龄，又恰逢新中国成立、社会大变革开始的时期，全国都沉浸在一片解放的喜悦之中，武汉大学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熔炉。师生员工都在学习革命理论，热火朝天地投入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无限光明的前景。他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等各种实践活动，参加各种社会工作，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之一，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市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代表。他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刊《新武大》的编辑组组长，撰写社论和短评，还在职工夜校讲授语文课。同时，他奋力学习专业理论，扩大知识面。除了经济系的课程他都名列前茅外，还到外系选修了哲学、社会学、普通物理、数学分析、形式逻辑、文艺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等课程，硬啃了《资本论》第1卷并做了笔记。当时教社会学的刘绪贻教授用的教材是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这使陶德麟初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短短的四年使他打下了一生事业的基础。 　　恩师指引，走上哲学之路 　　1953年2月李达同志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到校不久就在即将毕业的学生中发现了陶德麟，决定把他作为理论家培养，选定他留校任教，做自己的学术助手。比陶德麟年长四十岁的李达校长以父辈的深情约他到家里长谈，讲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作用，讲了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长期奋斗的历程，强调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远意义，李达校长语重心长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拿它当饭碗，不能像小贩，天晴就摆摊子，下雨就收摊子。我相信你能成为理论家。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满腔热情的肺腑之言使他深为感动和折服，这也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1953年8月陶德麟留校转攻哲学。他对哲学虽然早有涉猎，但不是哲学专业的科班出身，他知道自己的哲学功底并不深厚，急需补课。他在协助李达校长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到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叫华中师范学院）听韦卓民先生讲康德、黑格尔哲学（那时武大哲学系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已合并到北京大学，1956年才由李达校长主持重建）。他进步很快，两年后就开始发表哲学论文。 　　1955年夏天，24岁的陶德麟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批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词典》对“同一性”的解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意。那时正在强调学习苏联，《简明哲学词典》也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