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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界对西北关注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频仍，西北局势不稳，文艺界目光投向绥远。草璞、冰心等先后出游西北，其时，该地尚显平静，作品主要关注沿途风物。1936年，中日在此地区矛盾加深，范长江深入西北见证地区局势的动荡。绥远抗战爆发后，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支持、表现绥远抗战的作品陆续问世。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绥远的焦点位置遂被取代。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对绥远的关注与国难牵连始终。 　　关键词：国难；西北纪游；《光明》；绥远抗战 　　G219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步步加紧，先是占领东三省、热河，随后策动华北自治，至1936年又妄图将内蒙、绥远尽收囊中。此时，察东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1]为此，“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1]，绥远前途未卜。 　　危难非自今日始，东三省沦陷后，西北即有风云变幻之忧。日本蚕食，国人忧惧，文艺界在“国难”这一时代关键词的影响下关注绥远，建言、呐喊，要求守边卫国之声此起彼伏。 　　一、文艺界对西北的探访 　　出于危机意识，到西北诸地探访的文人学者陆续启程。1931年冬，草璞等“由上海出发，遍走华北塞外各地。河套一带，足?尤所遍历。我国西北诸地交通不便，地瘠民悍，无山水可玩、文物足观，内地人士，鲜有往游者，故西北情形，国人向所漠视。河套为塞北丰饶之区，久为外人所垂涎，且该地枕阴山，带黄水，形势扼要，现已不啻为国防第一线，历观国人著作，汗牛充栋，游记尤夥，但鲜有注意政治、军事、实业等价值者，关于河套之详细记载尤少，爰将个人在河套途中工作之日记，公诸国人，深望大雅，有以教正焉”[2]。河套物产丰饶、地势扼要引外人觊觎，作者往游西北，记录沿途见闻以资警世。草璞纪游显有警惕日本之心，不过文章所及多为河套风土民情，用意在增加国人对当地之了解，至于日人渗透情况，或许由于其尚属潜伏状态，作品对此涉及较少。需要指出的是，该作1936年10月下旬由《中央日报》连载，国民党宣传喉舌借此暗示政府捍卫西北之立场，斯时，作品的象征意义已超越其文学价值。 　　草璞之后，“使至塞上”察看边情的脚步依旧延续。1934年夏，冰心、吴文藻、郑振铎等作家、学者参加“平绥沿线旅行团”。该团由北平 “自七月七日出发，十八日到平地泉，因故折回”，八月八日再次登程，“八月二十五日重复回来，两次共历时六星期，经地是平绥全线，自清华园站至包头站，旁及云冈、百灵庙等处”[3]P69。冰心与草璞之作相似处有二，其一，纪行缘起皆因西北遭外人窥伺；再者，作品均大量刻录当地风情。关于出游动因，冰心表示：“自从东北失守之后，国人矍然的觉出了边防之重要，于是开发西北之声，甚嚣尘上。而到底西北在哪里？中国西北边况到底如何？则大抵茫然莫知所答，且自东北沦亡，西北牧畜，垦植，又成全国富源之所在，而西北的土地，物产，商运等各种情形，我们亦都甚隔膜。”“同时，在国难之中，我们不当再狃于旧习，闭居关内，目边人为异族，视塞外为畏途，我们是应当远出边境，与各族同胞剖心开怀，精诚联合，以共御强邻的侵逼的。”[3]P69东省唇亡西北齿寒，但山水阻隔，国人对个中情形知之甚少，长久以往，西部各省恐亦为强邻所噬，探访西北巩固边防势在必行。然而，沉重的写作背景并未全然影响作家的游览兴致。一路上，作家参观归绥召庙、“鄂博”、感受蒙民纵马英姿，以及“早穿棉皮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绥地气象。草原别有风情，冰心等夜宿蒙古包，“拥衾默卧，天窗洞开，夜气凉爽，星光满天，听见牧马嘶鸣，群獒追逐，边声四合，心里觉着有无端的悲喜。”[3]P99在百灵庙，作家体验蒙民盛情，参观寺庙，品味“全羊席”，试骑蒙古马，欣赏马头琴与胡琴合奏之“托伦托”，出席“赛马摔跤二会”，汉蒙联谊尽欢而散。或许基于一路的畅快心情，作家当日对汉蒙合作巩固国防抱有极大希望，而此时，日人图谋西北的蠢动已在悄然进行。关于此次旅行的记录，可划归文学范畴的还有郑振铎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游记，作品主要讲述旅途 “古迹故事”，描写绥、蒙之景观与冰心大致相似。冰心等西北一游基于国难，不过，就作品来看，反映更多的是蒙地壮美与蒙民豪情，本来，描绘沿途风景激发爱国热情也是此行目的之一。至于绥远危局，到此一游的作家难有深入了解。 　　“九?一八”后，外寇益发猖狂，草璞、冰心发言立意确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作品游记的成分更令人印象深刻。时日推移，西北风景不殊而山河有异。1936年8月，《大公报》范长江临危受命踏上这片黄沙热土。作家途经绥远之归绥、武川、萨拉齐、松稻岭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