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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死不救不应入罪的法理学依据 【摘要】“见死不救”现象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事件的严重性已上升到是否入罪的层面。笔者从法理学角度分析“见死不救”不应入罪的依据。首先从法律关系角度这一点出发浅析罪与非罪问题；然后阐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强调道德的强制作用；最后浅析“见死不救”入罪与现代自由、人权价值相悖。 【关键词】见死不救；法律关系；道德；自由；人权 近几年，“见死不救“的现象频频发生，既有特殊主体的“见死不救”行为，如红十字医院；也有非特殊主体“见死不救”行为，如普通群众。小悦悦事件后，广州律师更是联合同行欲推动“见死不救”立法。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对是否立法，可否入罪，能否追责，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国外对“见死不救”行为早有详细的规定，我国应该积极引进，将“见死不救”写入法律。“见死不救”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实用性，如今道德缺失，何不凭借法律来保障濒危人的权益；保障濒危人的健康权、生命权；通过法律的约束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当将“见死不救”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见死不救罪”超越了法律规制的底线，将道德层面上升至法律层面，不仅约束了公民的权利，也使所有人成为犯罪对象，不符合现行刑法的价值取向。并且，实施医疗救助具有专业技术性，若社会公众不具备紧急救助资质和能力，反而会妨碍医疗救助。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设定“见死不救罪”缺乏相应的法理依据。本文着力分析见死不救不应入罪的法理学依据。一、见死不救不应入罪的本体分析 笔者不赞成设立“见死不救罪”，根本原因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一）普通群众没有特殊主体的法定救助义务 法律关系这个概念可被界定为在法律规范调控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主体之间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可以看作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之处表现在：1.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而产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2.法律关系是一种体现意志性的社会关系；3.法律关系以权利义务为内容，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是依据法律规范而产生的特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此处的法律应当是广义法律，从而确定特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中不予救助、推诿责任的行为作出了规定。确定了医护人员对濒危人员的救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了人民警察有维护人生安全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的抚养义务。前述特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法律规范而产生。见死不救的案例中，濒危人享有宪法上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国家必须保障负有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义务，国家将义务具体落实到相应特殊主体的职责上。因此，特殊主体拒绝履行救助义务就应当为“见死不救”行为承当责任。对此可以以不作为犯罪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而不需要设定“见死不救罪”。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一般有：第一，基于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而产生；第二，因职务或业务要求所产生的义务；第三，因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第四，因某种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有学者研究认为特殊主体见死不救应当成立“见死不救罪”，从而避免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机制。不作为犯包括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只需将具有特殊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纳入不纯正不作为犯主体的规制即可。而普通群众的“见死不救”行为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何来入罪呢？只应当受道德层面的谴责。（二）“见死不救”入罪有违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法律行为是主体与客体、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结构上表现为内在方面的动机、目的、认知能力等要素和外在方面的举动、手段、效果等要素。如果设定“见死不救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呢？应当如何举证呢？客观上，普通群众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实施救助义务，如何以不作为方式入罪呢？普通群众“见死不救”无非是出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动机，社会危害性较小。“见死不救罪”完全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法律不是万能的，立法者必须慎重：立法有无必要？立法是否可行？“见死不救”立法不仅没有法理依据，也不具备可操作性，难道路人见死不救都要受刑罚处罚吗？立法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但用法律的强制强行给公民强加义务，逼迫人们行善，本乃违背道德又何谈提升道德水平呢？原因在于学者未能区分法律与道德的差异。二、见死不救不应入罪的客观基础分析（一）法律与道德强制有别 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道德调整的对象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受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及个人良心的约束而非法律的强制，属于应该而非权力的规范。法律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社会效用的应该且必须的行为规范。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强制的程度差异。而正是强制的程度差异，导致法律与道德调整不同的范围。西季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