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楼梦中佛教因缘观的运及其意涵.docVIP

PAGE PAGE 1 試論《紅樓夢》中佛教因緣觀的運用及其意涵 聖功女中■張貴松老師 一、前言 文學創作一向被假定所具有的「目的性」和「神聖性」，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所倡導解構理論的檢驗下，都得自行瓦解而不復存在。在此僅以該理論所提出的「延異」觀念（語言只是一連串意符的延異）來說，作品的意義始終是不確定的（意符搭連不上意指），任何人想藉它來達到某些「目的」（如描述事物、建構圖象或傳達思想感情之類）或宣稱它是一種「獨創」，都成了不可信賴的「虛設」。因此，作品不再是要「記載、充當備忘、再現或描述事實」，成為某一「內在靈魂」的表達，而毋寧是擷取自不同文化，彼此以對話、降格、爭論等關係交匯的多重文字。而處理這一多重性的重點，就在讀者身上註1 註1：參見廖炳惠，《解構批評論集》（臺北：東大出版社，1985年9月），頁272。 　　從此一角度，讀者須體認到文學作品貝有多元的意義，是意符之間無窮盡的變換，永遠不可能最終固定在一個中心、一種本質或意義之上。換句話說，文學作品類似一個沒有盡頭的「構成」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構」，而讀者從事文學批評正是在進行這種構成註2：參見伊格頓(Terry Eagleton)，《當代文學理論導論》（聶振雄等譯，香港：旭日出版社，1987年10月）頁134～135。 註2：參見伊格頓(Terry Eagleton)，《當代文學理論導論》（聶振雄等譯，香港：旭日出版社，1987年10月）頁134～135。 註3：參見注1所引廖炳惠書，頁7～8。 既然不能免於這樣的「結局」，勢必要有某種「權宜措施」，也就是把所看到有關《紅樓夢》的評論，當作對《紅樓夢》多重意義的局部「肯認」（其未窮其全部意涵），而筆者正要另闢途徑，發掘出大家所未意識或意識不盡周全的其他意義。在這個前提下，筆者發現一條貫串《紅樓夢》的「線索」：佛教的因緣觀，是大家比較疏於注意的部分，正好可以勉力一試。而除了註解佛教因緣觀如何在《紅樓夢》中影響及運作，還進一步探究佛教因緣觀在《紅樓夢》中運作所顯示的意義，合而展現一個詮釋策略。 二、因緣觀在理解《紅樓夢》上的要義 不論從理論層面或實際層面看來，當一部作品在創作完成後，創作者就同時失去了他對作品意蘊的占有權。因為語言有本質上的限制（無法描述事物豐富的狀態和表達人深刻的情感）和結構上的限制（就是語法、語意和語用的限制）註4：參見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臺北：黎明出版社，1986年10月），頁77～80。，創作者沒有能耐決定語言「該有」的意義；而在實際創作前後，創作者難免也會有對所使用語言意義的不確定和遺忘的現象註5：袁枚有段話可以佐證：「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復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為詩之故而不得。」〔見袁枚，＜程綿莊詩說序＞，收於吳宏一、葉慶炳編輯，《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9月），下集，頁464〕這一點，在《紅樓夢》的「作者」似乎也意識到了，他在最後一回藉空空道人的口說：「原來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此據《校定本紅樓夢》( 註4：參見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臺北：黎明出版社，1986年10月），頁77～80。 註5：袁枚有段話可以佐證：「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復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為詩之故而不得。」〔見袁枚，＜程綿莊詩說序＞，收於吳宏一、葉慶炳編輯，《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9月），下集，頁464〕這一點，在《紅樓夢》的「作者」似乎也意識到了，他在最後一回藉空空道人的口說：「原來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此據《校定本紅樓夢》(臺北：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3年，6月)，以後所引文，但著回數不標頁碼，都同此例。) 註6：「原意」說的困難，可參見殷鼎。《理解的命運》（臺北：東大出版社，1990年1月），頁57～67。 註7：有關「對話」的問題，參見曼紐什(Herbort Mainusch)，《懷疑論美學》(古城里譯，臺北：商鼎出版社，1992年10月)，頁34～43；拜樓斯托斯基（Don Bialostosky），＜對話批評＞，收於張豐英、黃景進編譯，《當代文學理論》（臺北：合森出版社，1991年9月），頁331～345。 然而，歷來眾多詮釋《紅樓夢》的案例中，卻很少有類似的「對話」。那些詮釋不是試圖還原創作者的「原意」，就是試圖歸本作品的「旨意」（可等同創作者的「原意」，也可自行存在）。前者有所謂「主情」、「主悟」說：「主情」說認為創作者的原意，在於敘說天上人間，瀰漫宇宙、維繫乾坤的一個情字；「主悟」說認為創作者的原意，在於藉一場夢幻，警惕世間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