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中国最高法院.docVIP

“关系万千重”中的司法变迁 ——从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切入 艾佳慧* 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 ——马克斯?韦伯 一、 这是一个崇尚“法治”的时代。但“法”缘何而治，又因何而能治？单单起草设计一整套看起来完善的立法规范就可以了吗？当前中国法治实践面临的各种“窘境”已然告诉我们：“No”。因此，越来越多不拘于“书本”和“法条”的法学者开始关注法律如何有效实施，开始研究真实世界中的司法制度和程序制度；也因此，司法制度研究俨然成为近十年来中国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和诉讼法学界的学术热点和知识增长点，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扎根于中国土壤和实践的理论作品。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中国最高司法机构和法院系统最高行政机构的最高人民法院却少有人集中关注和深入研究。基于此，如果从研究领域的拓展来看，作为中国目前第一本专门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论专著，侯猛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无疑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要知道，在很多人眼里被视为法治国典范的美国，对最高法院及其判例的研究可一直都是其法学研究的焦点和核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填补的空白重要，却不见得研究它的作品就都重要，都有学术价值，因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和研究的重要与否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确定的关联关系”。无论古今中外，评判理论和学术作品的唯一标准只在于“能否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极其繁复而又变换无常的世界，能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的各种行为”，或者是否有知识增量和推进已有的知识传统。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与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相比，作者没有拘泥于规范分析和最高法院的宪政定位，而是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社会学功底，从司法的经济影响力切入，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镶嵌在社会转型和变迁背景中的中国最高法院的全景图，为未来更多、更进一步的最高法院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即使与国外（特别是美国）卷佚浩繁的最高法院研究相比，该书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那就是书中浓厚且独一无二的中国背景（是“中国”的最高法院研究，而不是美国、日本、德国，或者西方的），对隐含其中的中国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深入探讨可能就埋藏了中国法学者做出独特学术贡献的契机和种子。 除此之外，该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在于其既丰富多彩（主要是社会科学，但又不限于社会科学）又独特（对传统的规范法学而言）的研究方法。通读全书，除了建立在经验、资料、数据和实际后果之上的法律社会学关照，更有对个案和法条的细致解读和解释（特别是第一章，虽然这好像是传统法律解释学的专长），对历史资料的细致爬梳以及一种基于政治学的宏观视野。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分析司法、立法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以及法官的有效决策，作者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法律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思路和视角（分别参见该书第三章和第六章）。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方法只是工具，只要能够有助于深化对最高法院问题的理解，什么方法都可以试一试。而面对一个身处社会变迁背景和“关系万千重”中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也许也只有这种“不拘一格”的研究风格才能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复杂有机的具体环境中，才能在提炼诸多具体事实的同时有效地汲取各个相邻学科的新知识，融“个案研究、数据分析、历史回顾、理论梳理和逻辑论证”（苏力的总结）于一炉，也才能更有效地发现、理解和解释当下中国最高法院背后的道理和问题。而这种风格，正是“社科法学”的特征。 对于正在形成的法学知识传统而言，侯猛的这本新著可以说是法学知识转型或者“社科法学”又一个非典型但却鲜活的样本。 二 在“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规范分析、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三位一体，这样的法学作品才有解释力和说服力。”（页1）具体到中国最高法院研究，那就是一个好的研究必须融最高法院应该是什么、为何应当、实际上是什么以及现实与理想为什么有差距于一炉。看得出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一书在努力实现着这样的学术追求（虽然在我看来，其理论反思并不太够，这一点后文会有讨论）。而这反过来也是其与之前的一些最高法院研究相区别以及有所推进的地方。 最高法院应该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理想的最高法院？毫无疑问，以三权分立为前提并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是正解，美国最高法院是其典范。虽然在其诞生之初，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并不足以抗衡强大的政府，但在马歇尔以其政治家的智慧“伟大的篡权”之后，拥有了司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才真正成为了宪法的守护神，三权分立才真正得以实现。其后的美国最高法院史实际上是在三权分立制衡并回应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时而能动、时而自制的权力微调史。因此，就大面上来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