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王长林案.docVIP

打开互联网，进入百度输入王长林三个字，可以搜索出456000个相关结果，输入银河王长林则会出现105000个相关结果，均是《银河证券一高管涉贪受审 骗取1100余万元中介费》、《银河证券原高管王长林受审 涉嫌贪污1169万》、《原银河证券高管骗千万公款拒不认罪被判死缓》等类似标题。相信任何看到相关信息的普通民众不会有任何疑问，如同社会主流意识对所有贪污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这应是快慰人心的一则消息。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法律人，在看到报道时多少会生出些疑窦。笔者法学功底浅薄，囿于水平所限，仅就所读到的消息，说说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得到法学界前辈同仁们的指点。一、关于是否存在中间人的问题。此案中王长林被定罪是因“虚构中间人，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公款”，因此是否存在中间人应当是关键点之一。节某称在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办理1.5亿国债托管业务时，从来没有过中间人，根据证人证言显示王长林向节某的妻子丁某推荐了该营业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节某最初对将该笔业务选择托管对象是没有明确目标的，是没有锁定银河证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的。最终节某选择了上海营业部，于某说是王长林的推荐，但法院认为王长林只是推荐，对该笔业务的合作成功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笔者就困惑了，何谓实质性的作用？打个通俗的比方，一个男人想找个好老婆，但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知怎么选择，他向亲朋好友说了他心目中好老婆的标准，正好有人认识一位待字闺中的好女孩儿，知道那女孩也正因已过婚龄，却识人有限，欲嫁无门。热心人认为两人彼此都符合对方对于选择另一半的要求，于是这个热心人引荐介绍。虽说最终两人能否喜结连理并非热心人所能决定，但若两人最终结合则不能说这个热心人没有在这其中起到实质性作用。回到这个案件中，节某和上海营业部之间到底有没有中间人？如果有，那中间人是谁？我想如果上海营业部业务多的做不过来，那么只是有人从中引荐应当是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但如果上海营业部虽然信誉可嘉，但苦于经营问题，正四处寻找相关业务伙伴，正常业务都难以为继。这时知晓这一情况的人向节某介绍选择该营业部的优势所在，力荐该部则不能说介绍的人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到底有没有中间人？如果有，那中间人是谁？这些需要有力的证据对是否有中间人从中起到“实质性作用”进行证明，仅凭节某自己的一家之辞似乎值得探讨。二、证言的可采性问题。在所有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名字，节某、丁某、杨某、林跃辉、于水。我们再来看看这中间的关系，节某是在被捕后检举的王长林，如果王长林定罪，对节某是否存在立功有重大作用；丁某是节某妻子；于水在逃不能到案，林跃辉另案处理。本案的证人中除了杨某，那几位似乎都与王长林是否被定罪的结果有着重要关系。许多证人与被告是存在利害关系冲突的人，而被告本人又坚决否认。这充分说明，这些证言是需要扎实的证据加以佐证。据辩护人所说，在本案中相当一部分证据都属孤证凭这些一对一的证言认定被告有罪，证据不足。如果一个案件，已经现有的各类证据，除了检方指控的被告的犯罪事实，还可以假设出另外的事实，则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那么这样的证据就不是充足的。本案中是否存在这种情况？本案中的证人证言如何采信？可信度又有几何？最后想说的是，随着社会文明的日益进步和犯罪学、刑法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刑法的趋势正不断走向谦抑，即更加宽容、人道、和缓。而作为本案，即便不考虑案件事实及证据问题，回顾案件所指控事实的发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并且该营业部脱离控制的那笔款项已经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得到返还，造成的国有财产损失得到弥补。此时，对涉嫌的被告仍处以死缓并处没收全部财产，此判决虽然在法律规定幅度内，但是否有违刑法谦抑性，不符合国际刑法界宽容的大趋势，而是过于严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