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制度对现代农村治理的启示.docVIP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肖 唐 镖西南政法大学 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摘 　要: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 ,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 ,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这种状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 ,以抓取第一手资料 ,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 ,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 ,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 ,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 ,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 ,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关键词:农村;宗族;乡村治理;田野调查近年来 ,宗族 家族 仍是中国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均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拟讨论的对象主要为:其一 ,从成果发表的时间看 ,主要讨论 2001 年以来的新近研究成果。其二 ,从研究成果的性质看 ,主要讨论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三 ,从成果所及的主题看 ,主要述评 1978 年以来的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研究成果。应当说明的是 ,本文所述评的文献尽管未必全面 ,但应能反映近年研究的基本面貌。不过 ,一些业已完成但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以及笔者本人近年发表的相关成果 ,并未纳入评论之中。本文的分析将从“宗族重建状况研究”和“宗族与村治关系研究”两个方面逐一开展 ,以此为基础 ,还将讨论有待努力的研究方向。一、有关宗族重建状况的研究按照国内外学界的公认说法,宗族在大陆农村的分布体现着不同的区域性特征,一般地,南方地区要比北方地区普遍。笔者曾根据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对20 世纪80 年代初至90 年代中期的宗族重建状况作过分析,提出:近十余年来农村宗族的重建较为普遍,尤以南方地区最为突出。在江西省,多数县市农村的宗族已普遍重建,六成左右的姓氏已修族谱或建祠堂 。但时至今日,国内外研究者中还没有人对全国农村的宗族状况作过大面积的抽样调查,区域性调查的成果也不多,个别村庄或宗族的微型调查和文献分析成果最为多见。从笔者对近年来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掌握看,多数研究者肯定“宗族在重建”。刘一皋、王晓毅和姚洋在河北、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各一村的调查中发现,宗族的实际存在和作用,由南而北,渐次削弱。祠堂 ,在冀村和苏村没有 ,在粤村则保存完好 ,浙村的欧阳氏有破败的旧祠堂 。有学者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的调查表明 ,该镇是“五方杂处”的新社区 ,社区开发伊始 ,并没有形成典型的血缘关系和村落地缘关系相重叠的“村落家族”,没有发育出完整的、控制村落的有族长、族规、族谱、祠堂等等机制的宗族组织。至今,在该镇的自然村 屯 中 ,没有同姓获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在昌五社区以至大部分黑龙江地区 ,没有形成典型的村落家族组织 ,这是有别于关内一些农村社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当地人传统的家族观念相对淡薄 ,多数家庭没有家谱 ,只有个别户近几年从山东、河南老家“请”来家谱 ,过春节期间供奉几天 ,其仪式、规矩也简单得多 。唐军通过对河北省下冀村恽姓大家族的典型调查,对“北方无家族”的说法提出了纠正 。西北地区的情况又如何呢? 据秦燕、胡红安在陕北农村的调查 ,明代于陕北高原边缘修筑的长城 ,成为一条文化上的分界线 ,阻断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长城以北地区带有边地游牧民族文化的特点,宗族影响很弱 ,而长城以南的地区 ,更多地受到关中儒家文化的影响 ,宗族势力、宗族观念表现得很强。1990 年代以来 ,陕北许多宗族陆续修谱 ,成为地方的一大盛事 ,祭祖、修祠等宗族活动也明显增多 ,宗族成员对宗族活动的热情和宗族精英的号召力、组织能力都前所未有地展现出来 。在山东省 ,有研究者对个别村庄的调查 ,反映出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是宗族的复兴 ,如重修家谱、重启家堂、重建祠堂 。近代以来 ,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宗族即已严重衰弱 ,徐茂明的近作对此已有分析 。有学者调查认为 ,苏北地区农村的宗族重建较苏南农村要强 。据对苏南地区向阳村的个案研究 ,历史上 ,当地各姓氏家族既无祠堂也无族长 ,家族内部没有成文的族规 ,缺乏严密的血缘组织等级 ,族谱也很少流传下来。迄今为止 ,该村仅有大姓氏而无大家族 ,更没有宗族 ,当地各姓氏家族不能够发展成为同村同姓、邻村同姓的宗族 ,更不可能出现跨越乡、县地域的宗族网络 ,即使是人口多的大姓氏家族也不例外。广东和福建农村曾是宗族传统厚重的地区。钟广宏在潮汕地区的调查发现 ,宗族的复兴仅限于物质层面 ,精神层面却在衰落 。李培林对广州地区数个城中村的调查表明 ,近半个世纪以来 ,这几个村一直存在有五大姓氏。过去这五大姓氏都有自己的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