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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关键词: 管辖权条款/公共政策/法院选择协议公约 　　内容提要: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有时会运用“法律选择模式”和“法规优先模式”公共政策否定管辖权条款效力;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运用诉讼法中的强行性规则限制管辖权条款在某些领域的运用,实际上也起到了与运用公共政策类似的作用;《法院选择协议公约》 明确规定适用公共政策规则。我国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不足以维护本国法律适用及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建议在协议管辖制度中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在国际民商事合同中,当事人普遍采用管辖权条款,协商确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院审理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在普遍支持管辖权条款的同时,也为管辖权条款的可执行性问题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公共政策就是其中之一。我国有关协议管辖的立法没有规定公共政策例外,我国国际私法学者通常认为公共政策制度在排除内国冲突规则指定本应适用的外国法、直接适用内国法中强制性规范、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或裁决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对于公共政策制度能否排除以及如何限制选择外国法院的管辖权条款(以下简称“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 的效力问题探讨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中有关协议管辖的规则也没有规定公共政策例外制度。一些学者只是在著述中建议增加规定涉外协议管辖不得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1]。但就如何在协议管辖制度中适用公共政策,尤其是我国应如何适用公共政策否定某些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学者很少进行相关的论证。 　　本文将对各国法院在执行管辖权条款时对待公共政策的态度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法院选择协议公约》适用公共政策的案文,提出借鉴有关国家立法与实践以及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善我国国内立法与实践的建议,维护本国法律的适用和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 　　一、美国法院执行管辖权条款规则对公共政策的运用 　　(一) 美国Bremen 案规则确立的公共政策适用规则 　　美国法院执行管辖权条款基本规则是通过1972 年联邦最高法院Bremen 案[2]确定的。该案中一家德国公司与一家美国公司签订合同,将后者的钻探设备从路易斯安那州拖航到意大利,合同约定由英国法院审理因合同引起的任何争议,另外还有免责条款约定德国公司对拖航过程中的损失不承担责任。当设备拖航到墨西哥湾国际水域时,钻探设备被风暴损坏,并被拖到佛罗里达州避难。 　　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执行管辖权条款的“合理性”规则,即除非反对执行管辖权条款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该条款不合理,管辖权条款是推定有效的。管辖权条款不合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管辖权条款的取得是当事人欺诈、不正当影响或协商能力不平等的结果;第二,在管辖权条款选择的法院进行诉讼严重不方便,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能力( deprive one’s day incourt) ;第三,执行管辖权条款将违反法院地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应由立法和司法判例宣示。 　　Bremen 案中,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在公共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支持美国公司援引Bisso 案[3]判例(免除拖航公司过失责任的合同条款无效) 提出的公共政策抗辩。Bremen 案合同中也有类似的一条免除德国公司拖航过失责任的条款,如果在英国法院进行诉讼,英国法院将适用英国法律执行这一免责条款,而执行免责条款违反美国Bisso 案判例规则,英国法院适用的法律违反美国公共政策,管辖权条款因此而无效。 　　联邦最高法院的异议意见与上诉法院的分析相同,认为合同规定了管辖权条款和免责条款,管辖权条款成为免责条款的组成部分,只有避免在美国进行诉讼,当事人才有希望规避适用Bisso 案判例。当事人选择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的策略与规避美国法律适用的策略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只是美国当事人需要到大西洋彼岸进行诉讼,除非准备推翻Bisso案判例规则,否则不能支持规避禁止性规定适用的管辖权条款。 　　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意见驳回了美国公司的公共政策抗辩,认为Bisso 案拖航发生在美国领水水域内,而Bremen 案拖航发生在墨西哥湾国际水域,Bisso 案判例不应适用于Bremen 案。但联邦最高法院在分析中也认可公共政策的作用,认为如果管辖权条款可以毫无例外地执行,这种条款可能成为规避本应适用于特定争议的法律规则的方法,管辖权条款可以因其执行违反实际受理案件法院地法的公共政策而无效。法院指出,在某一个“实质美国争议”(essentially American cont roversy) 中,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选择外国法院并适用外国法律规避美国法律规则的适用,如果本案拖航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美国人,拖航合同在美国领水内履行,当事人就不能通过选择外国法院规避Bisso 案判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