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和公民守法.docVIP

PAGE PAGE 1和谐社会与公民守法（在渭南市林业局干部会上的讲座） 陕西华山律师事务所 谢玄志前言我国宪法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之本，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指导理论。其目的是要建立和谐社会。而前提必须是任何公民都应该知法、学法、守法。举例：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人诬陷为渎神、腐化和误导青年而被雅典众多法官判为死罪无赦。临刑前，他的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机告诉他可以很容易地从监狱中逃走，并认为遵守这样不公正的审判是迂腐的。但苏格拉底却反问到：“越狱难道就是正常的吗？被不公正地指控并被判决有罪的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就是正当的吗？人有没有一种服从任何法律的义务？”尽管朋友克力同竭力相劝，苏格拉底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这个不公正的判决。14年后，雅典人却发现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错误的，原来诬陷苏格拉底的人则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审判是讲述公民一心服从法律即不论法律是什么的故事。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当法律违背公民良知或社会正义的时候，公民是否存在服从法律的义务？由此进一步提出探讨公民服从法律的理由是什么？公民是否具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公民不服从法律有无正当性等问题。概而言之，就是公民的守法理由问题。公民的守法理由是多种的，多样的，涉及习惯的，道德的，利益的，暴力的多方面的因素。对于不同公民的守法行为或不同公民的不同守法行为而言，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或许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多样化的守法理由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恒常的因素，存在着某种更为根本的力量。它构成了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构成了公民守法的前提。在近代的、民主的社会里，这种力量就是公民的守法精神。二.守法精神的涵义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并不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它的服从，近代的法律要得到遵守，就必须要求公民具有相应的守法精神，概括的讲，则包括为主体性意识和建立在价值合法化基础之上的自发的守法动机两个方面。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在公民的守法精神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第一，人要认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具有独立价值的存在，是不隶属于任何人的独立存在者，第二，这种意识在社会范围内，同时是“社会性”的存在。大家相互将他人也作为这种主体人来意识并尊重其主体性。前者是“权利的主张”，后者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二者的关联性在于：自己权利的确立是以承认和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为媒介的，而对他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又是以自己固有的权利得到确立为媒介的。举例：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郎普曾于1991年买下了曼哈顿岛西部一块空地,想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见其建成集办公、住宅、商务于一体的高层建筑群。这是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开发项目，然而却遭到当地社区的强烈反对。10年之后，当唐纳德?特郎同意出资整修一个约23英亩大小的河边公园，削减豪华住宅项目的投资，雇佣20%的少数族裔，拿出25万美元用于该设的职业培训，拿出1000万美元用于附近地铁的修缮，并修建一所可容纳600人的学校时，唐纳德?特郎普这个宏伟的计划才得以实施。日本成田机场的两飞机跑道之间有一民宅，据说飞机起降还必须避开房主上下班，因为机场方面没有与该房屋主人就拆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该房屋主人拒绝搬迁，机场不得已将规划的跑道向外平移。在意大利，当旧城改造与农民发生矛盾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法，一是强化社区内部制衡的作用，将动迁户的利益补偿通过社区来实现，避免动迁户直截了当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发生关系，也避免政府在旧城改造上孤军奋战的尴尬局；二是通过地区议会召开听证会，让拆迁户直截了当地参加听证会，并请其中的代表发表意见。地区议会一手托两家，使政府与拆迁户的利益矛盾不致于发生到拆迁现场；三是事先将动迁户的利益公示在媒体上，通过比较透明的操作程序，让那些动迁户对于自己的利益早知道，从而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上述涉及征地和拆迁的例子给我们以启示：在现代法制国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十六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同样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守法精神的第二方面是建立在价值合法化基础之上的自发的守法动机，而“主观自发性”这种主观自发性是一种受价值合理性动机支配的心理构造。它具体表现为：“只是因为某种事是由法律规范所命令的。所以才遵守这种法规范。”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守法的主观自发性，只是强调法律对于公民的权威性和至上性，而绝对不是说, 即使是恶法，公民也要遵守。对于恶法，要通过正当的程序修改。如果一方面承认“恶法”，另一方面却不努力改正它，而是要求去遵守它。 举例：暴力强制拆迁如何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暴力拆迁或野蛮拆迁不仅违反了《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房地产管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