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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甲“深入虎穴”“核司令” 　　2014年1月10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成为国人瞩目的“明星”。这一刻，距离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起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15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 　　名校教育夯实大科学家底蕴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于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商人家庭。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此，他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的训练。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了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玻恩教授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程开甲决定回国。许多同学劝阻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他留下来，但导师玻恩却对程开甲对祖国的赤诚之心表示了理解。不过，在1950年程开甲返回祖国时，玻恩坚持亲自为他送行，透露出了他内心的那种不舍之情。 　　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再到爱丁堡大学，程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在名师名校的教育熏陶下，夯实了他日后成为大科学家的深厚底蕴。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间，程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他的学术研究却是硕果累累。 　　20世纪40年代，程开甲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五六十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80年代，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出版了两部专著；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并将它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为中国核事业“消失”数十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身为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他在科学界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希望的曙光。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天，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此后，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任务、队伍、机构。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前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的数据既完整又准确。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断取得新突破。 　　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程开甲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内，地面要用水泥加固以减少尘土卷入，收效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程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许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里，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被称为中国的“核司令”。但是，直到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勋章时，程开甲才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此时，距离他走进核武器研究队伍，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 　　进入爆心的“纯粹科学家”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但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过最危险的爆心。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进行考察。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