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研究进展及展望.docVIP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研究进展及展望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来自农村和城市下岗人员家庭等低收入群体的学生逐渐增多，使得贫困生的数量急剧增加，贫困生成了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包括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特困生补助和学费减免在内的多元化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同时国家通过逐年提高贫困生的资助金额、增加贫困生资助名额，帮助更多的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在这种形势下，贫困生的认定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各个高校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高校贫困生认定程序的科学性、完善性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教育的平等、公平和公正，关系到能否保持大学校园及社会的稳定、和谐、进步。 　　由于我国的贫困生资助工作起步较晚，资助体制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高校贫困生认定有据可依的仅为2007年出台的《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各高校据此对贫困生进行了各自的认定。随着国家资助力度的加大，现有制度日益凸显出诸多弊端，已不能满足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给各高校资助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如何从新的视角、新的途径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贫困生认定方式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据此，诸多专家对贫困生认定工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贫困生的界定 　　大量学者对贫困生认定进行了界定。姜红仁[1]等提出把各级政府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作为认定贫困生的唯一衡量尺度是不合理的，因为高校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而每个地区的困难标准是不一样的，既然标准不一样就不能完全由贫困证明来确定贫困生资格。合理的认定标准应由学生本人的消费情况来确定，浙江大学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全部学生消费水平的平均值的一半作为困难线，困难线以下的同学在认定贫困生过程中享有优先权。综合困难证明及个人消费水平来认定贫困生是比较有效的方式。而且应通过班级、学院、学校三级评定，最终确定贫困生名单。并且贫困生名单要定期重新评选，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最需要得到资助的同学能够及时受惠。徐晓军[2]认为贫困生认定过程中要彻底贯彻“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因为助贫的资源是有限的，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绝对贫困的学生，这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脱节。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社会成员一般也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而一个拥有较少经济资源的社会成员一般也较少拥有社会资源，造成了经济资源少的成员在办理各种贫困证明时比较困难。这样就难免会存在一些“假贫困”的现象。只有将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明确享受资助主体所应承担的义务的量化标准，并将其制度化，才能避免一些非贫困生与贫困生争抢这有限的资助资源。赵炳起[3]提出在界定贫困生时还要将学生家庭年人均收入、学生缴纳学费的能力、生源地与学校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因素考虑进去，这样才能比较科学地界定贫困生。但是，对“贫困生”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完全统一的说法，因为受各国国情、文化背景及时代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不同的学科对“贫困”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二贫困生认定的指标 　　从贫困生认定的指标上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家庭经济调查（Means-Test）是各国高校认定贫困生的前提和实践基础[4]。马维拉[5]把学生获得贷学金的“家庭经济状况”定为“父母或监护人无能力为他提供经济帮助”等等。高校在认定贫困生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没有以此作为依据就相当于没有地基的大厦，根本无从评起。一些发达国家的收入体系比较完善，如美国或德国仅凭纳税单据就可以证明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情况，因为这些国家完善的收入查证和收入税征收体系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信息平台，公民所有收入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中得到通报和监督。相对于我国来说，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无法做到单凭经济能力和家庭资产的调查来认定贫困生。但是我国的学者们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晓莉[6]基于非收入情况下，对我国高校贫困生认定的指标进行了研究。将家庭劳动力、所在地区、家庭成员就业情况、家庭成员健康情况、特殊情况等非收入因素作为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构建了贫困生认定的数学模型。刘进[7]设计了包含7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判定体系。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提高评定的效率和科学性，但是该方法采用的指标之间往往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很难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常亚平[8 ]等提出了依据学生消费行为的贫困度判定方法，将消费指标（消费指标是一些能够反映学生日常消费行的指标，如情感消费、学习消费、饮食与日常消费等）的加权之和作为贫困生的判定依据。这种方法虽然有效避免了由学生户口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具贫困证明来遴选贫困生的种种弊端，但是学生的消费情况很难准确定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诚实与否，而且对于大一新生来说，刚进入校园，还无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