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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损害赔偿中“同命不同价”法律分析 　　摘 要：由于我国法律对于死亡损害赔偿规定的不够完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的规定使民众产生了命价赔偿的误解，“同命不同价”这一伪命题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作为死亡损害赔偿项目之一的死亡赔偿金，其主要赔偿的对象并非死者而是死者近亲属、赔偿的内容并非命价而是死者的预期收入。为了完善我国的死亡赔偿金制度，理应把目光转向我国的死亡赔偿金制度以期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确定一个较为精细的公式。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平等；同命不同价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21-03 　　2006年1月8日，邬某在成都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邬某的近亲属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李某赔偿损失。同年7月9日，法院判令被告李某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向受害人农村户口的邬某之近亲属赔偿死亡赔偿金16.77万元，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高出11万余元。该法院的主审法官解释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虽然确立了城乡二元化的赔偿原则，但未明确是以户籍登记为准还是以经常居住地为准。邬某虽然属于农村户口，但是由于其在成都市区已经连续居住数年且以非农收入为主，因此可以将邬某等同为城镇居民适用城镇居民标准。此案判决结果公布后，社会上不少人建议，最高法院应当尽快考虑修改城乡二元化赔偿原则，将标准统一以实现同命同价[1]。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第29条规定自2003年颁布后遭到了无数人的“批评”：有人指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与宪法相违背[2]；又有人指出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本来就有缺陷，应当借此机会对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进行修改；还有人认为生命本来就是平等的，“同命不同价”是对生命的亵渎。 　　一、同命不同价是伪命题 　　（一）生命不能用金钱衡量 　　从经济层面而言，如果承认生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那么生命于此情形则与商品无异。但是，自近代以来，法律已经禁止将人的身体作为商品进行出售，而且，法律上也禁止了个人的“自愿为奴”[3]。在民法上，生命更是有其独特的意义。一个自然人之所以具有权利能力，就是因为该自然人具有生命。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生命权内含生命利益支配权、生命安全维护权、生命安宁维护权这三项内容[4]。对于生命利益支配权而言，自杀行为或是安乐死行为要不成为该国法律的灰色地带，要不就被该国法律明令禁止。正是生命权中支配权的缺失，构成了生命“无价”的重要原因。”[5]但是当生命权遭到妨害时，生命权人只能要求加害人停止侵害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安宁与安全，无法像物权遭受侵害一般请求赔偿损失。生命的价值正是在排除妨碍以维持生命安全和受到侵害无法请求损害赔偿的特殊性中尽显无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人在丧失生命后，不能得到任何的救济。“承认民法对生命权救济的局限，既是一种理智的清醒，也是对生命的谦逊与尊重――生命的不可挽回性及终局意义上的不可救济性正是生命高贵的表现之一，也是其高居法律价值金字塔之巅的原因之一。”[6]但是在任何一个侵害生命权的案件中，受害人家属都有得以请求加害人给付一定的赔偿的权利。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站在伦理层面看待生命时，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与其他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密切的莫属于与其近亲属建立的关系。罗马法上曾将民事法律关系拟制为民事法律主体之间的“法锁”来暗示当事人之间的超乎于其他普通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如果借用“法锁”的概念思量独立的生命个体与其近亲属之间牢固的关系也未尝不可。因此，“人的最高利益――生命，其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是很小的；致人死亡的后果都是由另外一些人承担的，如近亲属、生活伴侣、雇佣人和交易伙伴。”[7]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侵害生命权的情形中会出现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 　　（二）生命无法用金钱衡量 　　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那么我们应当考虑哪些因素来为生命明码标价呢？又该用多少的金钱额度去配对这些因素呢？当我们试图为生命确定价格时，种种困难迎面而来，因此在实践中用金钱来衡量生命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 　　《侵权责任法》第17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应当承认对于死亡赔偿金，《侵权责任法》较之以前有一定进步但主要体现在对民众朴素呼声的回应，而非立法技术的进步[8]。因为《侵权责任法》不但没有真正解决“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反而是加剧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什么是“同一侵权行为”、“多人”的标准是什么？“可以”按同一数额进行赔偿，那么什么时候又不可以……因此被寄予厚望的《侵权责任法》第17条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