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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性质研究刍议 　　摘 要：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一书，性质历来存在争议。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华阳国志》的性质有两种说法极具代表性，一说将其归为地方史，另一说认为它是地方志。本文认为《华阳国志》一书兼备史和志的特点，单纯地将其划归为地方史或者地方志，都不合理，故而提出《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观点。 　　关键词：《华阳国志》；目录学；地方志；地方史；性质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86-02 　　东晋政治家、史学家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从历史上看，不同年代、不同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可谓争议颇多。有把它视为地理著作的，如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有把它归到霸史类的，如《隋书?经籍志》、《宋书?艺文志》；有把它列入载记类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有把它列入伪史的，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郡斋读书志》；有把它列为杂史类的，如《直斋书录解题》，等等，不胜枚举。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华阳国志》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一说认为它属于地方史，以谭其骧、王仲荦、仓修良等人为代表；一说认为它是地方志，以朱士嘉、张舜徽、刘琳等人为代表。鉴于《华阳国志》在目录学中出现了“一书多类”的情况，似很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华阳国志》的性质作新的界定。因此，本文首先论述了前人对《华阳国志》性质的研究情况，接着大胆提出《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观点，并力图从《华阳国志》一书的内容和体例、常璩的撰述动因、撰述方式以及方志的起源、方志跟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华阳国志》既可视作地方志，又可纳入地方史。 　　一、《华阳国志》性质研究的现状 　　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把《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因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这前四卷中绝大多数篇幅记载了古代地理，因此“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以至后来研究《华阳国志》的专家也认为“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纵然如此，笔者认为，光凭这一点就将《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实为草率之举，因为常璩撰写此书之时的遭遇是“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他的目的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顽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因此，忽视其余八卷的做法过于武断。杜佑在《通典?州郡门》序中言：“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遍举。注曰：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可见，杜佑在此批判《华阳国志》等著作，“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与专门的地理之书比较，显得不伦不类，换言之，纵然杜佑将《华阳国志》划归为地理著作，亦自知其做法有待商榷。 　　随着方志学、历史地理学等边缘学科发展为独立学科而另立门户，对《华阳国志》性质又增加了说法。众所周知，方志在宋代定型，作为一种介乎史地之间的边缘学科区别于史学和地理学而发展为方志学；而历史地理学是在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先生主持成立了“禹贡学会”而开创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局面。此后，有历史地理学家因为《华阳国志》前四卷详细记载了古代西南历史、地理而将其列为区域历史地理论著，如蓝勇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一书第十六章《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与古代地图编绘》中如是言：“就保存较完好的最早的一部区域历史地理著作而言，当属《华阳国志》”。 　　以谭其骧、王仲荦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不是地方志。王仲荦先生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王先生认为《华阳国志》“叙述有法，材料丰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之相反，以朱士嘉、张舜徽、刘重来、刘琳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地方志。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一文中说：“舆地之书?自先秦，方隅之志则未闻也，今所见者以《华阳国志》为最早。”文中还说：“《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隋书?经籍志》以之入霸史类，《直斋书录解题》以之入杂史类，《郡斋读书志》以之入伪史类，《四库提要》以之入载记类，而皆不以地志目之，今审其书，乃专记巴蜀地理、风俗、人物之方志也。”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说：“很明显的以风土人物为主，虽十之八九，叙述政治沿革；但也注意到了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无疑是今日方志的初祖”。 　　综上所述，《华阳国志》的性质历经多年探讨，至今尚无定论。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