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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化软实力发展新思考 　　多年前，武汉学者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中感慨：“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全国的中心，哪怕是‘热点’。”[1]这样的感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困扰着湖北、武汉的文化人：相比北京、上海，湖北的文艺界为什么给人以“慢半拍”的感觉？虽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期，湖北作家常常身手不凡，以高昂的激情、出色的文学才华频频获得各种大奖（如徐迟、祖慰的报告文学和曾卓、白桦、高伐林、熊召政的诗歌以及刘富道、王振武、喻杉、李叔德、姜天民、楚良、映泉的短篇小说都曾经获得全国性大奖），可似乎就是没有形成群体性的重要影响。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到1987年方方、池莉在“新写实小说”的浪潮中格外引人注目，以及1990年代初刘醒龙、邓一光、刘继明，还有1990年代末陈应松的紧紧跟上、接连产生重要影响，才显示了湖北文学的整体实力。就这样，湖北渐渐成为了“文艺大省”。那么，在迈向“文艺强省”的道路上，还需要怎样的新思考？除了领导重视、加大投入、抓精品，同时积极扶持群众性文艺活动这些已经采取的措施外，还需要怎样的新思维？ 　　在此，作者就进一步完善湖北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新思维，提出一些建议，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灵秀湖北” 　　众所周知，“灵秀湖北”是湖北省旅游形象的主题口号。湖北号称“千湖之省”，以“灵秀”二字概括，当然准确，但似乎还不足以包容湖北文化的丰厚内涵。可否在“灵秀湖北”之外，再加上“浪漫荆楚”？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鄂西北的荆山，孕育了楚文化；江汉平原，滋养了楚文化的繁荣。楚庄王在这里成就了霸业，屈原在这里吟出了不朽的诗篇。“不服周”的霸气和天马行空的浪漫诗情，因此成为楚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中有楚人的历史使命感；“惟楚有才”的说法源远流长，昭示了楚人的光荣传统；而《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2]，则证明了楚文学的深远影响力。――这是“浪漫荆楚”的历史根基。 　　湖北还是“三国文化”的故乡之一。“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三国演义》有七十二回提到荆州。“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历史典故，都使荆州名扬四海。关公，作为中国的“武圣人”，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型。“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都何其浪漫！“中国三大关庙”中，就包括了湖北当阳的关陵（另外两座庙为河南洛阳的关林和山西解州关帝庙）。这一切，为湖北的人文旅游提供了天赐机缘。――这是“浪漫荆楚”的又一重要基点。 　　湖北又有“宗教文化”的大好资源――鄂东黄梅县是禅宗的圣地，有“四祖寺”（ 禅宗第四代祖师道信大师的道场，亦为中国禅宗第一所寺院）、“五祖寺”（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法道场，亦是六祖慧能大师得衣钵之地）天下闻名。鄂西北则有道教名山武当山――那里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是武当拳的发源地，其古建筑群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省之内，佛教圣地与道教圣地遥相呼应，海内并不多见。――这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景观。 　　湖北更有“革命文化”的雄厚资源――这里爆发过伟大的辛亥革命，还诞生过鄂豫皖、湘鄂西两大红色根据地。其中，红安县因为涌现出一批共和国将军而赢得“将军县”的美名；洪湖则因为歌剧《洪湖赤卫队》而家喻户晓。革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激情；革命，也是改造黑暗社会的强大动力。湖北人在现代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业，已经成为楚文化复兴的有力证明。――这，不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亮点吗？ 　　湖北还是当代教育文化的重镇。湖北新洲古有问津书院，得名于孔子周游列国途中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的典故。书院始建于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曾孕育自宋至清历朝进士三百八十七名，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在此讲学。到了近代，张之洞督鄂，在大兴实业、大办洋务的运动中，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为“洋务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奠定了湖北现代教育的基础。“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三镇共有官立各级各类学校128所。规模之大，门类之全，为国内少有。”[3]到了新世纪，“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全球城市排第一，已超百万”[4]。这样的规模充分显示了湖北的文化优势，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惟楚有才”的说法。大学多，大学生就多，青春的气息就浓，浪漫的色彩就艳。武汉的“校园文化”兴旺发达，已成风云际会之势：武汉大学有每年一度的“樱花节”，还有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从1983年发起、至今已经坚持三十年的“樱花诗赛”，已经成为校园诗人切磋诗艺、比赛诗才的重要园地、全国“校园文化”的知名品牌；与“樱花诗赛”齐名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坚持办了二十九届的“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也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