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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艾瑞克费舍尔所见世界 　　2012年10月10日15时，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共同主办的“由艾瑞克?费舍尔所见的世界――费舍尔与谢东明、殷双喜的对话”讲座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讲座首先由殷双喜先生介绍艾瑞克?费舍尔先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艾瑞克?费舍尔先生是继杰克逊?波洛克、安迪?沃霍尔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活跃于当代国际画坛的著名美国艺术家。美国艺术史家阿纳森（H.H.Arnason）把他和朱莉安?施纳贝尔（JulianSchnabel）、大卫?萨利（DavidSalle）、罗伯特?郎格（RobertLongo）和辛迪?舍曼（CindySherman）归为“新表现主义”者。他以其画作的悲喜剧似的想象、讽喻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现状。作品笔触随意，色彩流淌，明暗反差强烈，画面构图具有摄影感，富有艺术冲击力。　　殷双喜先生认为，在艺术形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费舍尔先生对传统架上绘画的坚持及其取得的杰出成就既展现了绘画艺术的价值和生命力，也说明了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关键不在媒介，而在艺术中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这对正处于探索中的当代中国艺术家尤其具有启示性。　　接着，费舍尔先生简要介绍了他的主要作品和创作方法。　　费舍尔先生喜欢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画面也往往具有戏剧性和隐喻性。他首先介绍了有床和椅子的一系列作品。那是十多年前他第一次用固定的环境设置讲述不同的故事。“就像酒店，一样的房间，一样的家具和摆设，见证每天晚上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也是通过这个系列的作品，费舍尔详细说明了自己是如何利用Photoshop构建起一幅画作，“我更换场景，确定场景，更换人物形象，拼贴，构成画面，然后转换成画面”。　　此外，他还介绍了另外一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如《坏男孩》、《露天烧烤》和引起巨大争议的《翻滚的女人》等。正如他自己所言：“绘画是一个旅程，我诉说我的故事。”对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思维与追问的旅程，讲述艺术家想象过或经历过的故事。　　随后，费舍尔先生与殷双喜先生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艺术漫谈。　　殷双喜：您的作品与摄影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您对写实绘画与摄影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费舍尔：摄影出现伊始，努力模仿绘画的构图以提升自身的艺术性。德加发现了摄影捕捉瞬间的优势，看到了摄影改变绘画的机会，让照片的利用拓宽了绘画的可能性。摄影和绘画都可以某种程度捕捉到瞬间的真实，但照片抓住的真实瞬间是一个薄薄的切片，而绘画抓住的瞬间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时间建构，一个成熟的画家要能发现和表现那个既包含过去又昭示未来的瞬间。　　殷双喜：作为公认的用写实方法进行叙事的艺术家，您是如何看待绘画表现叙事性这个问题的？　　费舍尔：我希望人们不是先看到一张画，再看到一个场景。我希望人们先看到一个场景，然后才发现它是一张画。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我要选择既包括过去又预示将来的瞬间；我还要清楚画到什么程度是可信的，影子、解剖画到何种程度，让观众相信我正与他们在一起，正在与他们共同体验发生的事情。　　殷双喜：创作者需要考虑自己作品将被哪些观众观看吗？还是将表达自己放在第一位？　　费舍尔：在我心中，有两类观众。第一类是我要在意的观众，他们是我崇拜的艺术家、艺术上的对手，各种各样批评的声音等等。我考虑他们的看法因为我希望能得到偶像的认可，对手的认输和非议的甘拜下风。而第二类观众则是看展览的人，因为不了解他们的身份和爱好，所以我并不试图去取悦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能喜欢我的作品，我当然很开心。　　殷双喜：您的《坏孩子》曾被认为是一张“坏画”，美国的艺术经历过对古典艺术的反叛，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对待古典主义传统的，会学习、借鉴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吗？　　费舍尔：《坏男孩》的创作环境非常复杂。当时我的兴趣与美国艺术的主流相去甚远，出于对主流的抵抗，我为揭示美国家庭中的暴力、虐待、禁令和不光彩创作了这张画。技术上我并未受过古典主义的训练，也无法采用古典主义的手法，因此只能用自己的手法发声，即便它是不完美的。　　殷双喜：您刚才提到，只有在一张为众多朋友所作的画中，才难得所有人都在笑。为什么在您的作品中很多似乎应该很高兴的人却显得并不快乐？　　费舍尔：对我而言，海滩既是一个单纯的景致，又是一个暗喻的空间，它是我们可否生存的边界，充满轻松快乐，也满是激流暗涌。人在边界上想要满足彼此的需要，但这种渴望又永远无法满足，这是关于人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只有不断尝试去解决。而这张画上所有的人都在笑，是因为在经历了那么多重大的问题、人与人的矛盾抱怨后，能与这些我爱的人、我在意的人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　　殷双喜：在您刚才介绍的表现斗牛士的作品中，选取的是牛被刺中倒地抬头看着斗牛士的一幕，在最后一刻，斗牛士仿佛是在观察和慰问被杀死的牛，您为什么对动物给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