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温情悲悯时代挽歌.docVIP

《钢琴》温情悲悯时代挽歌 　　这几年总有朋友问我，最近最好的中国电影是哪一部？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感到很为难。想了半天，我说，不知道它是不是最好的，但我觉得它是最打动我的，张猛导演的《钢的琴》。大部分时间，听者都会反问道，什么？哪个电影？什么导演？或者表示自己大概在网上看过这个电影，但是对于其故事情节的印象不深。 　　的确，对于中国影院的整体观众而言，这部电影是陌生的，是被忽略了的。张猛导演的名字还没有进入主流视野，而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里，除了秦海璐之外，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再加上这部电影基本没有任何的前期宣传，《钢的琴》在全国院线只上映了两周，就因为票房不济和档期考虑被撤了下来。除此之外，这部电影很难用一种固定的类型去加以定义，在文艺、喜剧、商业、剧情等关键词中左右徘徊，观众很难对这部影片产生一个清晰的观感。所以，《钢的琴》的票房窘境既有制作方本身的原因，也有大环境的不利影响。但这些商业收益的成功或是失败并不能定义这部电影人文意义的成功与否。也许，正是因为种种与时代心理不适应的现状才更加反映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思考。电影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情怀的幻灭，而这部电影自身的市场失败似乎也在现实生活里证明了这种看似华丽的理想情怀的悲剧命运。 　　电影的故事并不算新奇，用一句话说就是一群下岗工人自造钢琴的生活小品。前几年，这样的故事在文学和电影领域里层出不穷，拾荒者造飞机，农民拍电影，小人物的一腔激情和荒诞的创造力似乎总能博得一些眼球。《钢的琴》顾名思义，就是小人物试图用钢铁制造钢琴，这种简单语言结构的拆分既解释了剧情，也在逻辑上隐喻了这种简单拆分的不合理与滑稽，似乎是在暗指这场激情事业的失败结局。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地点在中国北方的某重工业城市。这个城市在剧中并没有向观众点明，但由演员的口音可以分辨出他们来自东北地区。这样的安排似乎也表明了创作者的理解：这类的故事和情感也可以同理地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土地上，发生在不同口音但相同身份的人们身上。主人翁陈桂林原本是当地钢厂的技术工人，他下岗后凭着会拉手风琴的本事，独自组建起了一支小型乐队，每天奔波在婚丧嫁娶、店铺开业的各种零碎散活之中，勉强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小菊几年前离家而去，如今已投怀送抱于靠卖假药发财的商人怀里，按照陈桂林自己的话说，“她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次小菊光鲜亮丽地回归，是为了要与陈桂林离婚，还要带走他们唯一的女儿小元。陈桂林爱女心切，但又唏嘘于自己的经济实力。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钢琴家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女儿买一架钢琴，以此博得女儿的抚养权。于是，捉襟见肘的陈桂林开始了“圆梦之旅”，从借钱买琴，到找人偷琴，连连失败，走投无路，最终开始了气势恢宏的造琴事业。 　　在这一场由亲情包裹的小人物之悲喜剧里，镜头通过“借钱买琴”，“合伙偷琴”再到“齐心造琴”的三个环节，向观众刻画了一个逝去的大工业时代，以及一系列形象生动的底层人物。除了主人公陈桂林之外，故事里还有他的好朋友，丧偶多年、为人老实的王抗美，留俄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汪工”，狡猾、爱占小便宜的“胖头”，犯过事儿、但讲义气的“快手”，留着毛式发型的旧时代大人物“季哥”，还有陈桂林的女朋友，能歌善舞、为人热心的淑娴。他们这一群人都来自过去辉煌一时的工人阶级，性格行为上都各有各自的毛病，家庭生活中也有各自的烦恼，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显得有血有肉，似乎就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再加上电影背景里常常出现的那两根厂房大烟囱，横移的镜头让人们看到了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后，重工业时代褪去后的生活风情画。 　　这种对于时代风情画的描绘以及怀旧情绪的渲染出现在电影的多处场景里。电影一开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笔直地站着出现在镜头前，他们各自望向不同方向，虽然在相互对话但都没有扭头看对方一眼。陈桂林和妻子小菊用这样子的方式出场，既体现了他们分崩离析的感情关系，也在画面上制造了一种戏剧冲突。小菊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陈桂林答，“别拿幸福吓唬我。”这种小品式的对话风格充满了浓郁的东北味儿，但也契合了这种视觉上的戏剧感。电影画面里的三层内容分布也多次运用在此片中，以开场而言，画面远景里慢慢拉出的那两根巨大的工厂烟囱，一方面在形式上对应了一男一女的视觉构成，达到了一种观感上的和谐之美，同时也在心理上暗指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年代，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心理情绪和故事走向。冒着稀疏烟圈的烟囱如地方神仙一般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男人和女人，各家的悲欢离合都净收它的眼底。但它只是默默地看着，不做任何评价。因为它知道，自己已经是时代的淘汰品，而土地上人们所经历的欢笑或泪水也不过就是时代转型时期里的必经过程。这过程不能说其好坏对错，只能远远地看着，多读出一份温馨，试着用笑去化解泪的苦涩。 　　另一个时代风情画的描绘发生在陈桂林拜访汪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