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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维权理性法理学思考 　　摘要：当代农民维权行动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农民维权行动虽能在特定个案中发挥作用，但其隐含的压制性逻辑却会对社会和谐产生负面影响，难以产生普适性的问题解决规则，难以摆脱工具理性自我否定的内在困境。交往理性是超越工具理性，并使农民维权行动获得理性化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农民维权；工具理性；交往理性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2-0081-05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我国农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权利的实现与权益的保障方面却存在着较大落差。近年来，那些频繁发生的、游离于法治边缘的涉农群体性事件以及农民个人以自焚、自残等极端形式维权的案例即为此方面之证明。同时，社会各界呼吁农民“理性”维权的声音亦不绝于耳，以至于“理性”一词已成为针对农民维权行为随时可用的标签。本文从理性及其类型界分出发，以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念深刻分析当代农民维权行动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一、理性的概念与类型 　　理性，是支配人行为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自启蒙时代以来为人们所感知，而人们对它的认知也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深化。在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曾将理性视为是“神”和“人”所共同拥有的属性，在神学统治一切的中世纪时代，人的“理性”是匍匐于宗教信仰之下的。近代文艺复兴以后，人们关于“理性”的认识日益摆脱了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的束缚，“理性”与人自身紧密联系起来，它被认为是人的思想的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和理由。而在今天，人们对于“理性”的认识通常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从存在论的角度人手，“理性”是指人所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精神机能。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特性”。二是从认识论角度加以阐释，“理性”则是同“感性”认识能力或阶段相对应的，是人借助于概念、判断和推理而形成的高级认识能力或阶段。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理性”，诸多思想家对其进行了类型化处理。康德提出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纯粹理性关涉到知识的获得；而实践理性则关涉到意志的自由和道德行为，只有由实践理性决定的行为才是自由意志的行为，而那些由感官冲动和刺激之类的爱好所决定的行为则是“非理性的兽性的选择”。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划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韦伯的理论中，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而工具理性则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由此可见，价值理性注重行为本身的价值，而工具理性则是一种强调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和处理事情的态度。而就康德和韦伯对于理性的划分来讲，二者实际上具有类似性，“只不过韦伯重在社会学而康德则重在道德哲学”。 　　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是哈贝马斯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命题。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仅是工具而已，其既可造福，亦能致祸，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使工具本身不成为目标，而是为合理的生活目标服务。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应该遵循一种通过语言达成共识的特殊规范。“生活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理性化的，因为它的规范一致性并非通过强制，而是间接或直接地通过在语言交往中取得相互理解而达成。人与人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相互理解来调节的。”同时，“合理性归根结底就是通过论证演说促使自愿联合和获得认可的力量的中心经验”。因此，当一群人通过商谈和讨论去互相理解、协调行动、解决问题或处理冲突时，这便是交往理性的体现。由此来看，交往理性实际是以语言艺术为基础，以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为机制，以达到交往共同体之间的共识为目标的理性。它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可能性和目的性，而且把道德诉求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因此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韦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对立状态，有助于实现人的行为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二、工具理性：农民维权的现状特征 　　在我国农民维权行动中，工具理性特征愈发明显。维权手段的有效性成为价值取舍的标准。例如，在评价法律、政府的维权地位和作用时，有学者经详尽考察后指出，“法仅仅是维权博弈中的一种‘势’，即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在其他势的影响下，法势往往成为一种姿态而非一种实践”；甚至基层政府权威在村民眼里也具有实用化倾向，“当基层政府权威能为我所用，便以此指责对方胆敢蔑视政府、领导权威，不与上级保持一致；当为我所碍时，则挑战污蔑之”。就“弱者身份”而言，由于其“既可显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