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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走出成人世界概念 　　深思大写“人”，遵循儿童的生长节律 　　“儿童是什么？”“儿童对成年人意味着什么？”“儿童与未来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可以称为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当教育失明不见人的时候，所有的教育问题均由此而生。 　　对于绝大多数儿童而言，教育，并不是一个适合跨越式发展的事业。 　　教育的任务，就是承认“一切理智的原料并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都能吸收的，我们应该考虑到每个年龄阶段的特殊兴趣和需要”（皮亚杰），这是对儿童生长节律的必要尊重。 　　“儿童”有时被称作“孩子”，“childhood”有时又译为儿童期。“儿童期”指的是整个孩童期，而不仅是习惯意义上的界于幼儿与少年的阶段。近几十年来，学者研究证明，所谓“儿童期”，本质上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产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学者阿利艾斯（Philippe Aries）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儿童概念其实只是近代教育制度以来确立的一个概念，在那以前，人们对于儿童与成年人的差异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换句话说，“儿童”的概念是被教育不断凸显和强化的概念。这其中蕴含着值得推究的深意。本来，不同年龄的人，只有年幼、年长与年老的区分，他们是小的人、大的人或老的人，他们也因此可能有体能、智能及经验上的差异，但近代以来有关儿童的概念，却把这种差异扩大为不同类的人。人们注意到，当人们言及儿童期时，不仅指儿童具有种种区别于成人的身心特征，而且意味着儿童与成人社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正如普南姆所说：“渐渐的，儿童变成受尊重的对象，他们是具有不同物质与需求的特别的生物，需要与成人世界隔绝和受保护。”（J?H?Plumb， The change in children，参见Neil Postman萧昭君译《童年的消逝》，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P47） 　　从本质上讲，教育就是怀着“期望儿童成为什么”而对儿童施加影响的过程。虽然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视域中的儿童形象千差万别，但其中依然不难找到共同点。 　　儿童往往被视为纯洁的人。即使在“性恶论”及“原罪说”影响广泛的社会，孩子依然被视为尚未污染或较少污染的人。“天使”“天真无邪”“赤子之心”“童心母爱”都被视为对孩子纯洁天性的赞美。“童年时代”也由之而与“黄金岁月”“花样年华”等夸饰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儿童是成年人的心灵故乡。孩子因承载着成年人的记忆而成为过去岁月的象征物，成为精神安放的最佳之所――她（他）是我的，我曾经多么像她（他），她（他）会出息得如我所望。 　　儿童是有赖于成年人哺育、培养的生命体和社会成员，对孩子的爱、关怀与保护，被视为成年人的天职，孩子于成年人意味着责任和义务。“爱我所爱无愿无悔”的彻底奉献成为名利场打拼的成年人最温柔的心灵绿地。“幼吾幼及人之幼”，则是仁义发扬光大的最动人的赞美诗。 　　儿童被赋予了种种特殊的意义，“儿童中心”在城市的中产阶级中更成为一种支配地位的生活式样。为了让孩子成为自己“期望”的社会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几乎有着相当默契的认识：努力地将孩子们隔绝到一个缺少污染没有危险的世界里，努力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物质营养和精神环境，最好远离各种欲望，专心读“圣贤书”，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完备的保育制度、教育制度及法律制度。尼尔?普斯特曼（Neil Postman）曾这样概括美国社会的“儿童”定义： 　　“西元1850年到1950年，代表童年概念发展的分水岭。……在这期间，美国人成功地让所有的儿童接受教育，离开有着自己的穿着，自己的家具，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游戏，自己的社交的世界。数以百计的法令规定儿童和成人在本质上有别，数以百计的风俗授予儿童优待的地位，提供保护，免于成人世界的荼毒。” 　　由于发展的未定性与无限可能性，孩子便成为成人社会所有未竟梦想的集散地。所有的儿女，均成为“背着眼睛前行”的儿女。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朱自清笔下那位儿女眼中的“苍老”“蹒跚”“慈爱”为儿女心甘情愿奔走的“父亲”背影。 “金玉满堂”“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福祉象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则直白的表达着孩子在民间文化中的特别的意义。 “新生”“未来”“希望”这些带着光亮的概念似乎总与孩子们明媚的笑脸联系在一起。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孩子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教育要面向未来。孩子的成长既是家庭的事业，也是社会的事业，凡后来被认定为“优秀孩子”的人，多半是因为这些孩子成了大器，或是民族英雄，或当了大官，或者成为青史留名的文豪与科学家――而这些，真切的表征着成年世界的儿童观和世界观。 　　总之，儿童的概念是成人基于自身立场的发明，儿童形象则是成人基于自身立场的造就。儿童一方面被哺育与呵护，另一方面，则不由自主地接受着“引导”与“控制”。儿童被视作生物上的分类，其深层的含义则是，作为独立人的孩子的主体性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