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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者自杀引发思考 　　作者简介：吴树堂，男，工作单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部。 　　摘 要：“救人被诬”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很多人因担心自身安危而不敢实施善举。本文剖析了“救人被诬”事件社会后果最终的承担者，分析了此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开这一症结的建议。 　　关键词：救人者自杀；报道；思考 　　2014年1月，广东省一位村民吴某，自称遇到老人摔倒，主动上前搀扶并用摩托车送到医院救治，但老人事后却一口咬定，就是此人开摩托车撞伤自己。双方争执不下，吴某感觉有冤无处伸，几天后竟选择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近年来，类似事件频频见诸媒体。这种事所占比例并不大，但造成的影响却并不小。对它们展开讨论，考察其对社会的危害，分析产生的原因，探讨解决的办法，无疑很有意义。 　　思考之一：谁为负面的社会后果买单？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至今仍为中国人所传承和称道。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时，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想帮一把。做好事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良心是每个人自身内部的道德评价，是自我道德评价。这种心理活动如果是对自己行为所具有的正道德价值的肯定性评价，便叫做良心满足；如果是对自己行为所具有的负道德价值的否定性评价，便叫做良心谴责。[2]正是这种内部的肯定性评价激发了人们行善的动机。如果做了好事之后，不仅得不到诸如“谢谢”等对于善行表示肯定的回报，而且还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行善不仅不会获得“良心满足”，反而会变成对自己的“良心谴责”。中国人一直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没有谁愿意去承受“以德换怨”、“以德换恶”的结果。 　　因此，类似的事件使很多有善心之人不敢再有善举。见到有人需要帮助时，不是慷慨伸手援助，而是避之惟恐不及，甚至比遇到坏人的情形好不了多少。而且还可以为自己找到一条很似乎很正当的理由：不是我不帮，而是我不敢帮，不帮的责任不在我。受到一些因帮人反而受诬事件的影响，社会对这种“见危不帮”的行为已经开始容忍，社会大众、社会舆论已经没有太多理由再用“冷酷”、“冷??”这样的字眼去批评指责。“不行善”似乎获得了正当的理由，道德的天平开始不再那么平衡。 　　接二连三“见死不救”、“遇危不帮”的报道已经向全社会多次敲响了警钟。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帮一把的时候，因此每个人都应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现在这种状况不仅会败坏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不良的社会道德风气如得不到有效改善，最终付出沉重代价的不仅是这个社会，也会落到社会中每个人头上，这自然包括那些想通过“诬人”获得好处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 　　思考之二：“正”不压“邪”为哪那般？ 　　道德的正面力量不够。正面的行善之举的新闻可能被人们一扫而过，而一则负面报道却会马上引来成千上万条评论。归根结底，是道德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有不少人弱化甚至否定道德的作用，客观上减弱了人们行善的动机。虽然一个人得到社会的尊重最终少不了人格高尚（良好个人品德）的因素，但社会在对高尚道德的宣传上却没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对正面行为的鼓励不够，对负面行为的谴责欠少，没有形成浓厚的道德氛围，都使得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极其有限，使得道德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道德的正面力量弱化，“邪气”自然堂而皇之的上升，进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恶性循环。 　　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欠缺。调节社会行为，道德和法律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法律是刚性的，重在调节人的外在行为；道德是柔性的，对内在行为和外在行为一起调节。法律和道德在调节人的行为时各有所长，两者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从根本上说，道德是法律的底线，道德渗透于法律之中。在现代社会，没有法律的支持，道德的柔性作用会变得软弱无力。法律对于道德促进作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行善之人给予的道义和法律支持不够，二是对于恶德之人的谴责力度有较大欠缺。法律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自己的观点，并让全社会知晓法律对于善德的支持、对于恶德的反对。 　　个人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具备自我意识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本能，无可厚非。可当自我保护意识用到善举上时，却产生了于社会不利的后果。道德既然是人的道德，人在做出道德行为时，对行为于己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风险评价”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这种“风险评价”一般情况下是潜在的，行善之人做出善举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有的人即使意识到了，因道德心的驱动也会暂时将风险置之脑后。因此自我保护意识的外化和过强，会明显阻碍人们做出道德行为。为此需要从提高个体的道德理想和为行善之人营造安全的环境两方面入手来寻找解决办法。 　　思考之三：敢问路在何方？ 　　媒体应担当重任。“救人被诬”现象成为社会的焦点和讨论的热门话题，始于2007年的彭宇案。彭宇与一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