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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玻璃心载不动友情 　　夭折的青春 　　当一桩桩校园琐事杀人案被媒体以密集姿态集中报道出来，本该是欢乐、不舍、满怀憧憬的毕业季，被笼上了一层阴影。 　　导火线是复旦研究生黄洋中毒死亡事件。黄洋，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已经考取博士，却毁于室友林森浩之手。而后者曾是中山大学优秀毕业生，保送进入复旦医学院读硕，身兼学生会副主席，多次获得奖学金，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数篇论文，几个月后就将回到广州，进入心仪的医院工作。 　　仅仅因生活琐事堆积的不满，林森浩向黄洋投毒，致其身亡。直到他亲口向警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和作案动机。家人和朋友根本不相信他会是凶手。 　　林森浩不是一个人。就在黄洋事件的第二天，南航大学金城学院两名男生因游戏中的“恩怨”发生冲突，其中一人被刺身亡。令人记忆犹新的类似新闻，还有2010年的药加鑫案，2004年的马加爵案…… 　　这些尚未进入社会，被师长、父母寄予厚望的学子，身体里装着与年龄不符的残酷玻璃心。 　　疏远的同学关系 　　每件引起社会轰动的新闻事件，都会被媒体深度挖掘。随着资料的收集和报道，林森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慢慢清晰起来。 　　他曾想认识一个女生，却被女生表示“我对你一点都不感兴趣”，和女生交往不顺让他觉得自己是“丑男第一、手无缚鸡之力、木讷、迂腐、时代的落伍者”；他害怕大鼠，但为完成医学实验，每次都必须克服恐惧反复杀大鼠；去参加工作面试，因没穿正装他觉得领导们都不瞧他一眼。 　　自卑、敏感、偏执、苦闷，我们在诸多报道中见到了这样的林森浩。 　　“现在的大学生，彼此间的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深厚了。”重庆师范大学一名班级辅导员说。 　　西南大学曾对300名在校生进行了寝室关系的调查。结果显示近4成学生认为自己的寝室关系不够融洽，16%的学生觉得寝室关系有些紧张或很紧张。大部分受访学生都承认，各自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冲突是引发矛盾的根源。当矛盾发生，4%的学生选择争执甚至大打出手，16%选择嘲笑讽刺或造谣中伤室友，32%选择与室友冷战，仅有12%选择理性分析，主动寻求和解。 　　寝室，这方自成天地的小空间里，不再只滋养纯粹的友情，它是社会的投影，把竞争、压力、嫉妒、自私关在里面，任其发酵。 　　为什么是大学？ 　　是学校的问题吗？公众的质疑首先指向教育者。马加爵事件后，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开设了心理辅导室，希望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在萌芽期就解决。这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以成年人姿态进入大学的学子，对公开内心的弱点，仍有消减不了的警惕。 　　“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大学能做的，”被卷入舆论的南航大学一名老师认为，从小学到高中，整整12年的教育，已经固定了学生的人格，“童年和少年时期已经耽误了，埋下了隐患，他们处于高度紧张中，被前途和分数压得喘不过气，很小的刺激也容易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一阶段出现心理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光靠大学的心理辅导，远远不够。” 　　学校培养了学生的学术水平，在思想和人格上却有所阉割，没能培养出健康、乐观的情感，甚至让孩子缺乏常识，变得冷漠。 　　消极的冷漠质变成对生命的毫不在乎。中学阶段积累的压抑，在大学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得到释放，学生杀人事件多出现在高校，也有这个原因。 　　除了课本上的知识，还该让孩子学会什么？采访中，许多高校老师都提出类似的希望：希望中学阶段加强人格、道德教育，让孩子知道什么才是健康的，如何应对挫折，培养同理心，能换位思考去对待同学。 　　但这些，对追求升学率和分数的中小学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家庭教育培养出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时，当孩子习惯用成人的思维标准选择朋友和敌人时，老师能做什么？ 　　只给了希望，等于只给了压力 　　为什么会把同学视作敌人？是家庭教育出错了吗？ 　　调查发现，80%的杀人大学生都有人格障碍，这和他们几乎都来自独生家庭不无关系。有太多人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了本该由自己学会面对的问题，社会适应能力特别差，自我意识强烈。一旦无法适应集体的圈子，遭遇挫折，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就会产生把困难归咎于命运安排和他人阻碍的念头。逃避问题，是他们最自然的反应。 　　三年前的药加鑫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而几乎和药加鑫同时“出名”的曾世杰，来自家庭的影响更大。没有人告诉曾士杰，他该如何去经营自己的同学圈、获得怎样的友情。他自小背负的东西只有一个：出人头地，为家族争光。 　　念书的机会是哥哥让给他的，他也不负所望，从小学到高中，成绩拔尖，除了使劲念书，他的生活里没有第二件事可做。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的他，是家人的宠儿，是村里人眼中的骄子，是家乡偏僻小山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但他同样有沉甸甸无法抹去的痛苦。家人的期望和欠下的债是一个，“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给了他，为他读书还借了债。被川大录取后，我就对他说家里没有钱给你读书，他说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也可以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