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为社会嵌入与道德合法性.docVIP

经济行为社会嵌入与道德合法性 　　[摘 要]作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和争议中心的韦伯命题，其内涵的实质在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处理。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财富创造中的道德合法性等韦伯命题中的核心议题都与现实具有诸多的契合点。如何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境下重新解读韦伯命题的逻辑内涵，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相互关系协调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都具有价值。 　　[关键词]韦伯命题；经济行为社会嵌入；道德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6-0092-05 　　作为韦伯学说中心思想的韦伯命题，其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中心。从韦伯命题的内在逻辑看，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其重点所在。我们有必要在重读韦伯命题逻辑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境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重新审视韦伯命题的现代意义。 　　一、整体视角下韦伯命题的逻辑内涵 　　在韦伯的学术志向和学术视野中，经济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是其致力解决的学术难题之一。围绕着这对关系，韦伯进行了长时段的思考和研究，将之分化成两个具体问题，这也构成了他理论研究的中心。第一个问题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为什么最初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因素到底有哪些？第二个问题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理性文化为什么仅仅只发生在西欧？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学术界把第一个问题称为狭义的韦伯命题，把第二个问题称为广义的韦伯命题，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韦伯的“中国命题”。 　　从整体的视角看，韦伯命题是一个综合体系，其内涵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以及《古犹太教》等系列书中。韦伯的研究大致分为两步。 　　第一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一观点。韦伯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对此展开了丰富的论证。他首先使用统计数字力图分析证明资本主义的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认为在富人和新教徒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信仰新教的富人数量要比信仰天主教的富人数量多得多。在这里韦伯着重区分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两个概念，认为资本主义自古就存在，不惟近代西方或西欧所独有。作为一种投机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国家借贷、战争资助、租税承包、公爵朝廷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活动提供机会等形式，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社会中一直存在和盛行着。但资本主义精神不止于获利，而在于在一定的伦理指导和精神约束下的“合理”牟利，要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整合起来，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就起源于新教伦理中的核心概念――天职。 　　韦伯认为，“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1]（P3）。他表示，“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1]（P21）。因此，韦伯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指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把努力增加自己资本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也就是说把赚钱本身当做一种目的，当做一种职业责任，并把能赚钱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韦伯认为产生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障碍是传统主义，因为传统主义将获利作为目的的劳动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这与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相对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以突破传统主义为前提。而要突破传统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就必须透过宗教教育，让人们对工作产生负责的态度，将工作视为义务，形成一种“天职观”。韦伯论述道：“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1]（P33） 　　韦伯利用加尔文教的教义解释“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加尔文教的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就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