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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宪法地位及其悖论 　　【摘要】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在宪法上，农民拥有较为优越的地位。而事实上，农民长期居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国家需要通过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悖论，实现农民的宪法地位。 　　【关键词】农民 宪法地位 悖论 　　在我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领导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由于革命过程中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密关系，农民阶级也被宪法确认为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这两个阶级的联合构成我国的政权基础。因此，农民在宪法上拥有一种较为优越的地位。然而，在现实方面，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文化生活十分贫瘠，缺乏公平的就业机会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在医疗、教育等方面远远低于城市标准。 　　一方面，宪法赋予了农民特殊的宪法地位，从规范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农民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农民特殊地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并未转化为农民真实的社会地位。 　　农民的宪法地位 　　农民是经宪法确认的一个特殊群体，至于他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则是由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具体确定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具体的特殊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农民身份的特殊性是不变的，但特殊性的具体内容则在不断变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来看，农民身份的特殊性绝对构成了中国当代宪政体制得以确立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宪法不是农民身份特殊性的前提，相反，农民身份的特殊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得以制定的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得以确立的前提。 　　之所以有此论断，乃是因为农民身份特殊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纲领中占据核心地位。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前，这一点或许还不是十分明显。但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迅速地将革命胜利的希望转移到农民身上。这其中，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最为典型，及至1949年建政，这一路线从未发生过根本改变。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那么，“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①这段话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之前，并且长时间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纲领的核心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建立的前提，而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农民身份特殊性的承认。 　　在《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单位共同宣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里再次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作为立国基础的地位，从而也就承认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新国家秩序的建立中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自此之后，1954年宪法及至以后的历次宪法修改，都将“人民民主专政”和“工农联盟”作为其序言或总纲的内容。所以说，农民身份的特殊性是宪法得以制定的前提。在宪法中对农民地位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宪法明确宣示了“农民地位特殊原则”。自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历次宪法修改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如此定性之下，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特殊性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尽管在国家领导权的分配中，农民阶级处于工人阶级之后，但相对于其他阶级，农民则处于优先地位。既然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那么由宪法所规定的农民特殊地位就必须成为我国全部法律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之一。 　　农民身份在经济制度上的特殊性。我国宪法还规定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并赋予这些经济形态以不同的宪法地位。就农民而言，宪法规定集体经济为农村主要的经济形态。现行宪法第十七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该条规定无疑赋予集体经济以非常特殊的地位。基于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集体经济所具有的这种宪法地位，亦必须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最高原则之一，获得和其他宪法原则相同的地位。 　　农民身份在政治组织形式上的特殊性。《村民委员组织法》规定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所独有的政治组织形式。基于这部法律，农民根据其所属的群体实行自治。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有权以民主的方式自主决定其内部事务。这种不同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亦体现了农民在宪法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农民身份在国家整体权力结构中的特殊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