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营利性健身场所伤害风险处理.docVIP

论非营利性健身场所伤害风险处理 　　摘 要：处理非营利性健身场所的伤害事故纠纷时，应当以社会利益为核心、以完善体育环境为取向，制定制度、解释法律。其间发生的一般伤害事故，作为个体生活中的自然风险，应主要由个人承担；个人无力承担或未参加医疗保险的，由国家承担紧急救助义务。不宜让管理者和所有人等承担安保义务或公平责任，如果他们没有重大过失，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为了有效防范伤害风险，应当建立以体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安全监管制度；同时，应当注意落实对生产商的责任追究，提高其责任能力，强化其注意义务。 　　关 键 词：体育法；体育伤害事故；风险承担；安全监管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3-0044-06 　　随着经济进步和文化的变迁，大众健身运动逐渐兴起，人们越来越多的走入学校、社区、公园、广场、健身中心等免费体育场所健身锻炼，在这些非营利性的健身场所的体育活动，已成为我国大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鼓励和发展。但是，其间发生的伤害事故纠纷如何处理？成为制约大众健身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既不像收费的场所那样――在锻炼者与管理者之间是简单的民事服务合同关系，易于处理；也不像学生发生在学校里的伤害事故那样――政府给学校购买了医疗险、责任险等多道保障；而发生在非营利性健身场所的伤害事故，关系复杂且日趋多发。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一般是依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现有立法规定，让设施管理者或所有人等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特别在因场地、设备原因致害的事故中，更是如此。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救济了个体权利，化解了社会矛盾，但却阻碍了大众体育设施建设和学校体育设施的开放进程，损害了社会利益。对此，也曾有学者提出“免除或降低管理者责任”的合理主张[1]，但未找到法律依据和解决办法；也有的学者忽视了问题主要矛盾，认为“学校对进校锻炼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事故的处理中，应当对学校适用过错推定原则”[2]，进一步加大了管理者的压力和负担。 　　当前亟需解决的还不是如何强化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以降低事故发生率的问题；也不是锻炼者受伤后得不到救治，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问题；而是设施管理者和兴建者等怕承担责任，而关闭场地、减少设施[3]，影响到大众体育发展和人民的体质与健康的问题[4]。对这个问题，仅靠解释现有法律还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当前用以处理伤害事故纠纷的《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司法规范，主要以个人利益为核心、以救济个体权利为取向；而处理此类伤害事故纠纷时，要更注重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对公民（在危难时获得国家救助的）宪法权利的落实。为此，在社会经济获得较大进步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事故重新归责，并通过法治建设[5-6]，重新调整一下社会资源配置，明确各主体的权利义务，为纠纷处理和安全监管做出统一规范。 　　1 风险承担的一般原则 　　1.1 让锻炼者承担主要健身风险 　　锻炼者是大众健身运动的直接受益人，应当承担（健身锻炼中的）主要风险。“获利报偿理论”逐步发展成为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这也是一个生活常理，是人们判断风险承担的基本依据。民众到社区、公园、广场、学校等非营利性健身场所锻炼时，锻炼者无疑是主要受益人，也是唯一的直接受益人。其间发生一切伤害风险，都是锻炼者在追求快乐和健康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锻炼者也应当承担由此带来风险。 　　同时，健身锻炼中发生的一般伤害事故，还属于锻炼者生活中的自然风险，应由个人承担。因为，在一个人的成长、生活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风险，不管是走路、开车，还是爬山、游泳，都伴随着很多不可预料的风险，甚至睡觉时都有猝死的可能。另外，有时人们为了追求更多的快乐或更高的锻炼价值，而甘愿冒更大风险。例如，参加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或参加极限运动，这些都属于锻炼者自甘冒险（自甘风险）的行为[6]，是自愿选择的结果，应由锻炼者个人承担因此造成的主要后果。 　　1.2 让国家担负紧急救助义务和其它必要保障 　　首先，从“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法学原则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是大众健身活动的最终受益人，应承担相应的风险。国家和社会是人民大众的组合体，人民大众受益就是国家和社会受益。并且大众健身活动不仅能给个体带来健康和快乐，同时能起到繁荣社会文化、改善国民体质、促进国民健康、提高劳动力、减少医疗支出等多种社会作用，使国家和社会成为最终受益者。是受益者，就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 　　其次，救助锻炼中受伤的公民，还是国家的宪法责任和宪法义务。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危难时有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因为，宪法是国家与公民间的一个契约，在契约两边，一方的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所以，与“公民有获得国家救助权”相对应的，就是国家有救助受伤公民的宪法义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