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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人口转变与农村居民消费门限效应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市区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资料，采用面板门限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人口转变与农村居民消费非线性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有限，而老年人口比重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两个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5.62%和9.21%。所形成的三个门限区间范围内，农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分别引起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0.8069%、0.8160%及0.8201%。该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在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制定中，应更多地考虑与包含人口、社会保障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 　　关键词：财政支农 人口转变 农村居民消费 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 　　问题的提出 　　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6.71亿，占总人口的50.05%。而同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总额为2.94万亿元，只占居民消费总额的24.58%，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极低的消费总量很不对称，所以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财政支出政策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发展势必会产生一定影响。整体来说，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会同时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曹子坚、魏巍、宋亚（2007）发现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财政支农综合效用指标数据和农民纯收入之间弹性为0.8009，误差修正模型的调整系数为-0.116，符合负反馈修正机制。杨林娟、戴亨钊（2008）对甘肃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的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财政对农业每增加1%的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148.8元。杨敏、蒋远胜（2011）运用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1991-2008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系数仅为0.2333。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文献也在关注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孔祥利、司强（2007）的研究表明，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需求与GDP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储德银、闫伟（2009）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发现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01个百分点。姜洋、林霞（2009）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较小，1978-2006年影响系数为0.102，即政府支出每增加1%，居民消费增长0.102%，而1996-2006年的影响系数下降为0.046，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互补程度有所下降；朱建军、常向阳（2009）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其影响系数为0.501，而中央政府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 　　有关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源于Modigliani和Brumberg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认为，人口转变会影响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消费水平，进而影响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后，多名学者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美国学者Solow（1965）将人口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加入生产函数；此后，Bloom和Williamson（1998）以东亚国家为研究对象，认为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东亚国家20世纪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口红利”。Erlandsen和Nymoen（2008）利用挪威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发现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每提高1%，长期来看，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下降0.31%；短期来看，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每提高1%，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下降0.344%。李响、王凯、吕美晔（2010）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农村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人抚养比上升都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中，既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有人口转变的影响。但由于不同学者选取的研究方法和数据不尽相同，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内容上同时考虑财政支农及农村人口转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法上采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该模型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从结构层面发现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模型与估计方法 　　（一）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Hansen（1999）首先介绍了具有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并提出相应的估计和检验方法。面板数据双门限回归模型为： 　　（1） 　　其中， yit是被解释变量，zit是受门限效应影响的解释变量，xit是不受门限效应影响的解释变量，q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