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英双语者请求行为中介文化风格实证研究.docVIP

马来西亚华英双语者请求行为中介文化风格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华裔华英双语者的请求言语行为的实证调查，验证了“中介文化风格”假说，发现随着被试英语水平的提高，其汉语请求言语行为越来越明显地偏离母语规范。并且在英语学习的中、高水平阶段形成了华英之间的“中介文化风格”。同时，本文也与之前的同类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社会环境因素在“中介文化风格”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请求言语行为 华英双语 中介文化风格假说 　　一、引言 　　针对Blum-Kulka（1991）提出的“中介文化风格假说”，范燕妮、李柏令（2011）已经就汉英双语者请求言语行为的“中介文化风格”问题加以验证，并提出了初步的实证报告。该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对象，采用DCT（话语完成测试）问卷，通过对搜集到的语料进行分析，发现在被试的请求言语行为中尚未最后形成“中介文化风格”，但是英语流利的被试的汉语语用模式已经明显地偏离了汉语语用规范，并正在向英语语用规范靠拢，也就是说，其“中介文化风格”正处于形成过程中。 　　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个结论，我们以马来西亚华人为对象，在范燕妮、李柏令（2011）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以考察不同的社会环境因素在汉英双语者“中介文化风格”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马来西亚华人是该国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4.6个百分点（2010年）。绝大部分华人的母语为华语，即通行于海外华人圈的汉语标准语。由于长期受到当地历史、文化、方言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马来西亚华语在结构上与汉语普通话有所不同。 　　除了华语以外，马来西亚华人还使用马来语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马来语是宪法规定的国语，是所有公民在接受教育时都必须学习的，华人一般将它用作不同族群之间的族际通用语。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1957年独立以后，至今仍为英联邦成员国。因此，其英语教育拥有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在马来西亚，英语被广泛地使用于行政、工商业、科技教育、服务及媒体等方面，因而流利的英语也是就业方面必备的条件之一。近些年来，英语也出现了逐渐取代马来语而成为族际通用语的趋势。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向来重视中华语言文化的维护和传承，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目前，马来西亚拥有中国以外最完善的中文教育体系，全国设有1200余所国民型华文小学、60所独立中学和3所私立大专院校。这些采用母语教学的华文学校提倡“三文三语”的教育方针，除了注重母语教育外，也把马来语和英语列为必修科目。在文化上，马来西亚华人在整体上也是公认的保持中华文化最完整的海外群体。 　　因此，马来西亚华裔学生与中国大学生在母语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在其“中介文化风格”的发展方面具有可比性。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的被试为马来西亚以华语为母语的大、中学生，共137人。其中，马来西亚泰勒学院（Taylor’s College）本科二三年级学生25人、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中文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三四年级学生46人、上海交通大学汉语言专业（对外）四年级本科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30人、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加影育华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36人。 　　被试根据其英语教育背景分为英语“高水平、中水平和低水平”3组。其中，泰勒学院学生为高水平组。该学院以全英语授课，学生对英语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入或者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马来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为中水平组。作为汉语言专业大学生，他们的绝大部分课程都以汉语授课，英语只是必修课程之一，对英语语言知识以及相关文化的了解相对较少。加影育华中学学生为低水平组。他们作为高一学生，接受英语教育的经历比前者更少。 　　范燕妮、李柏令（2011）的研究将被试分为“流利组”和“不流利组”，以英语专业大三学生为“流利组”，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为“不流利组”，并对两组被试进行了对照研究。本研究则将被试进一步细分为“高、中、低”3组，以便更加细致地观察被试在华英两种语言发展中的变化趋势。 　　数据通过DCT进行搜集。共发出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37份。英语和汉语问卷共分为： 　　高水平组：英语卷（n=25），汉语卷（n=25）； 　　中水平组：英语卷（n=76），汉语卷（n=76）； 　　低水平组：英语卷（n=36），汉语卷（n=36）。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起始行为语 　　“起始行为语”（alerter）是指提出请求时的招呼语，包括呼格（如“小李”“老师”）、提醒词（如“嘿”“hi”）、强调语（如“听着”“注意”）和道歉提醒语（如“不好意思”）等用来引起受话人注意的语句。 　　3个水平组在问卷中所体现的使用起始行为语和不使用起始行为语的调查结果见表1和图1。 　　根据表1和图1，我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