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从医者.docVIP

“暴风雨”中从医者 　　李明目送当天最后一位患者离开，时间已是晚上7点多，实习生都早走了。一天里只有此时诊室才会显得空荡荡，其他时候都是爆满。 　　李明30多岁，个子不高，双臂因为长期从事推拿点穴显得比较粗壮。他是广州一家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推拿科医生，由于家学渊源，从小学医，治愈过不少疑难杂症，近几年名气渐渐大起来，慕名前来求医的人非常多。 　　每天早晨不到8点，他就来到诊室，一般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病人在外守候。然后，实习生也来了。因为医学院的缘故，医院每个诊室都有实习的学生，这里特别多，经常是同时有好几个。 　　针对颈椎和失眠的问题，记者在这里体验过全套问诊和治疗流程，需时超过半小时，如果要用针或拔罐，时间就更长了。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标准，李明全天开诊8小时，只能看14～16个病人。但是在两三年前的高峰时期，每天挂他号的人至少有三四十个，有时甚至更多。 　　为此，他一直不断地调整着流程，让不同程度的实习生分担部分问诊、替病人放松、拔罐、写病历等工作，自己只负责正脊、点穴等关键流程。 　　那段时间，他每天一到诊室放下包，马上就开始问诊，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较为轻松的工作都让实习生“承包”了。李明一举手投足，对病人都是治疗的关键，所以整个上午他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全神贯注，连往椅子上坐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有时甚至顾不上上趟厕所或喝口水。 　　到了中午12点，实习生要去吃饭了，诊室外往往还候着好几位病人，于是他就继续留守，大概1点左右，学生会带点东西上来给他吃，有时是快餐，经常是油乎乎的肯德基。不过这时候他也未必有时间吃，所以抽屉里总是装满各种零食，揣一些在白大褂的兜里，开始出现低血糖征兆时，就剥一颗糖丢嘴里。 　　下午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次去采访，等到他下班走出诊室，已经接近晚上8点，还有一个想加号的病人追在屁股后面，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这种状况持续了不是太久，因为李明发现，尽管自己每天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过10小时，回家累得跟“死狗”一样，然而他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却每况愈下，张力越来越大。 　　对此，李明反思，“这种张力产生的根源在于，无论在什么时候，医患关系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医生和病人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等”。 市场化的医院 　　江风是广州一家专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一般要成为他这个职级的医生，至少得是博士。他开玩笑地说，除了科研机构以外，医院大概是博士和博士后最多的地方。 　　“学医辛苦不辛苦，你说呢？”他反问，“医学本科5年，加上硕士、博士，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学习，才造就一位专业的医生。”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病人在医理病理方面不太可能与医生有对等的沟通。 　　20多年前刚从医的时候，江风确实能感觉到这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在信息获取渠道极少的年代，病人对医生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基本上是医生说什么就听什么。 　　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连找对象都特别吃香―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很多父母愿意花费那么高的学费和时间成本培养孩子成为医生的原因。然而时至今日，江风和太太在家里却常对孩子说：以后学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学医！ 　　重要的心理转折就发生在这十多年间。 　　“说实话，如果看病不贵，甚至不用钱，很多矛盾就不会这么尖锐。”一直以敢言著称的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廖新波一直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政府把医院推向市场，是近10年来医患关系恶化最根本的原因。 　　近些年来，国家对医院的财政补助急剧下降，到2006年，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仅占医院总收入的6%，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这意味着，医生需要以市场等价交换的方式为自己挣工资。目前中国医护人员的收入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三部分，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与所在科室“效益”相挂钩的奖金。 以药养医，表面上看，医生是得益者，但实际上，当中首先被损害的正是医生的尊严。 　　那么科室效益又是如何组成的呢？以广东省中医院为例，普通门诊挂号费4元，专家7元，主任医师9元。也就是说，以一个普通医生一天看20个病人计，一天的劳动价值是80元，即便主任医师，也只有180元。在人力成本极低的医疗价格体系下，从医院到科室到医生个人，都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 　　“现在决定医生收入差距的不是医术，而是所在的科室是否能创收。”开大处方、大检查、进口药等等激发医患矛盾的问题由此而生。客观地说，李明认为肯定不是所有科室和医生都这样，然而，也确实有人这么干。很多时候，“做”或“不做”，真的要凭科室领导和医生自身的良知去衡量。 　　这个过程中，医生也被抛进了一个自我价值感与道德交煎的两难境地。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感日渐滋生，并愈演愈烈。有如硬币另一面的展现：过往，专业知识水平的不对等，使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