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天人一贯与古今之变.docVIP

《诗》学天人一贯与古今之变 　　一、 “陈情欲以歌道义”：《诗》之为天人一贯的经典 　　历代《诗》学争论的分歧或可简单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字义、音韵和名物所指因年代久远而难明，引起训诂考据上的纠纷，这是小学层面的争论和分歧；一是字面意义之外是否另有讽喻，以及如果另有讽喻的话，所讽究竟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这是大学义理层面的问题。小学层面的问题可以从容考辨，细细商量，而大义层面的问题在今天尤其显得紧迫，也是《诗经》经学重建首先要提出的问题。 　　《诗》义大旨方面最常遇到的争论是：某诗是歌咏儿女情长，还是讽喻政治得失以明家国大义乃至天人大道？这是各家解《诗》方向的基本分歧，尤其是古今《诗》学分歧之大端。这个分歧涉及《诗经》性质和读《诗》方法的大问题①：《诗经》是一部什么书？是一部经典大书还是一部歌谣集子而已？《诗》何为而作？《诗》之为《经》何为而编？面对《诗经》文本，在辨析字面意思之后，是否还应该尝试解读作诗之志、采诗之思、编诗之义，乃至对于今天的意义？《诗经》是一部已经丧失现实意义的古代文献，还是仍然而且永远保有活生生的意义？如果说现代学术倾向于把《诗经》读为过去时代的死物，今天的经学是否应该结合时代的问题，重新激活《诗经》之为一部经书所承载的常经大道？这些大问题已经罕有人问津。 　　其实，儿女之情与家国大义两方面并不是截然划分的，也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否则《诗》就不成其为诗了。抒情而无所志怀不过是心理描述，不成其为诗；议论而无所感触不过是义理论证，不成其为诗。（相关地，涉及诗史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叙事而无情无理不过是拙劣的历史记载，不成其为诗”。）《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之为诗正在于物我之间的相感、情理之间的相发、感于此与志于彼之间的涵泳互漾。这正是“兴”之于诗的本质规定。而那种截然划分感情与义理的诗学，其缺失首先正在于不知诗之所以???诗。 　　所以，言情与讽义这两种解《诗》方向虽然对于诗旨的理解不同，但并非绝无可通之处。一方面，主张《诗》喻大义的解法如果不懂儿女情长，又如何能以儿女情长、男旷女怨来托言起兴（毕竟经文字面意思如此）？如何能借以讽喻君臣大义、国家治乱，乃至道德修身、天道感悟？另一方面，主张《诗》仅言情的解法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什么是儿女情长？为什么会有男女之间的相感、相思、相悦、相怨？家家户户男男女女的柴米油盐、悲欢离合跟社会道德、国家政治没有关系？其实，天道人心岂不是一贯的？学诗岂不就是去学那个一贯的理会？故《韩诗外传》云： 　　“天地有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时得则治，时失则乱。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而后能见；七月而生齿而后能食；?年膑就而后能行；三年囟合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阳相反，阴以阳变，阳以阴变。故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龀齿，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齿，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阳以阴变，阴以阳变。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反施乱化，是以年寿亟夭，而性不长也。《诗》曰：‘乃如之人兮，怀婚姻也，太无信也，不知命也。’贤者不然，精气阗溢，而后伤时不可过也。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道义。《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躇。’‘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急时辞也，甚焉故称之日月也。”《韩诗外传》（卷一）第二十章，根据许维?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柯小刚：《诗》学的天人一贯与古今之变在《韩诗外传》的这段简洁论述里，天道与人伦、情欲与德教一气贯之。诗教因人有情欲而设，情欲因人有男女而起，男女因天地有阴阳而生，阴阳因天地有时而变。故自天地阴阳至于男女人生，自情欲相感至于婚姻礼义，自发育施化至于养性成德，自天地之时变至于人生之急时，莫非一事也。故伤情咏怀之诗，莫不能歌道义；道义之教，莫不化之于情。故王船山论《关雎》曰：“性无不通，情无不顺，文无不章”，论《鹊巢》曰：“圣人达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涵情”，论《草虫》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则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情而宅天下之正。故君子之用密矣”。王夫之：《诗广传》，见《船山全书》（第三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99310页。 　　“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道义。”天道玄远，人情切近，所以诗人不得不“陈情欲以歌道义”；天道人情本来一贯，所以诗人才有可能“陈情欲以歌道义”。情是感情：性之感于物而动谓之情，情之及于物谓之欲。人是万物中的一物，但却是有心能感的一物。人有心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