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中国女奴”到“出走娜拉”.docVIP

从“旧中国女奴”到“出走娜拉” 　　摘 要：本文对张爱玲早期小说集《传奇》和晚期作品《小团圆》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展开对比研究：笔者指出张爱玲的前期小说中塑造出了一群旧中国的女奴形象，而《小团圆》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出走的娜拉”形象。但审母情节贯穿了从《传奇》到《小团圆》的女性形象中，笔者试图从心理学方面对此作出解释。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小团圆》 　　1943年，张爱玲出版了她的小说集《传奇》，《金锁记》、《倾城之恋》和《沉香屑： 第一炉香》等她早期有名的小说大多收入在此小说集内。这本小说集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展示了清末民初一群在中国几千年传统男权封建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旧女性形象。虽然这些女性的出身、背景与教养都不同：有的是嫁入了贵族之家却仍然改不掉小市民习气的女性，如曹七巧；有的是没落贵族家的大家闺秀，如白流苏；有的是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年轻女孩，如葛薇龙。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思想意识到行为规范都自觉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标准要求自己，他们是一群旧社会的女奴形象。 　　此时张爱玲的独特成就在于，她揭示出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在生活在男权社会结构正趋于解构，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近现代社会、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当时中国思想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都市中，仍然有一大群女性自甘以家庭为樊笼以女奴自居，生活不幸却不思反抗。张爱玲敏锐地指出导演了这一出出女性悲剧的是强大的社会力量将其女奴意识已经内化为无意识对外界的依附，传统女性因为自身缺乏在社会上自立的能力，而不得不做家庭的附庸，“出走”也不过是从父亲的家出走到另一个男性丈夫的家里；即使是知识女性，她们受教育不过是为了找到好老公做点缀与装饰，她们在男权社会找工作也非常难而且工资低，难以获得外界的认可；破落家族的“面子”意识也成为知识女性独立的一大障碍；社会的冷嘲热讽也使得女性完全独立举步维艰。所有的这一切编织成了一张巨大而又密不透风的网，勒得这些旧中国的女性不得不陷入必然的悲剧命运之中。 　　与张爱玲前期小说中甘做女奴的旧女性相比，《小团圆》塑造了女主人公九莉、她的母亲蕊秋、姑姑楚娣为代表的一群走出封建家庭，精神和经济相对独立、拥有自由的两性关系的新女性形象。她们积极接受西方现代化教育，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拥有自己独立的人生价值观和爱情观，她们认为爱情并不是长期饭票，也不是某种商业利益的交换，而是出于自由的、无目的的。小说文本中九莉的母亲蕊秋总是欢快地说：“我那菲力才漂亮呢！”“我那雷克才好呢！”在蕊秋的意识中男性并不是主人，她自己才具有绝对的主导与主体性。楚娣亦自食其力，物质基础的独立使得她在两性关系中尤其当她面对绪哥哥的背叛时，仍然展示出了豁达洒脱的形象。而九莉亦如此，当她发现邵之雍脚踏多只船之后，她没有选择旧中国女性一贯的做法――委曲求全，而是决然地斩断情缘。 　　然而这些新女性并不是完美的，作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她们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获得了两性之间的主导权利，却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与焦虑之中。她们与上文所说的旧女性生活在同一时期，仍然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力量非常强大，试图逼迫她们陷入沉沦状态。她们不甘做女奴，就需要比旧女性更为辛苦地挣扎、奋斗。她们在拥有表面高贵而自由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陷入了混乱的人际关系、流离失所的孤独境地和焦虑与猜疑的痛苦心理之中。蕊秋每次回国后常说的一句话“困在这里一动不能动”中的无奈与痛苦是其最好的体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走的娜拉”是个常见的女性形象。她的结局通常有两种：第一，出走后回来或被毁灭，以鲁迅的《伤逝》为代表；第二种是投奔革命，在革命中获得新生，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革命+爱情”的创作模式的小说中很常见。而在《小团圆》中，张爱玲展现了第三种可能性：她探讨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批出走的新女性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与坚持走自由之路的命运与意义。 　　但从《传奇》到《小团圆》的女性形象中贯穿始终的是对母亲的审视情节。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大多神圣不可侵犯。张爱玲则解构了这一神话，从《传奇》到《小团圆》，从“旧中国的女奴”到“出走的娜拉”，其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是被审视的。 　　张爱玲的前期小说中最自私的母亲莫过于《花凋》中郑川嫦的母亲郑夫人了。当川嫦奄奄一息时，母亲居然因为怕暴露私房钱，不愿拿出钱来给女儿治病，从而加速了女儿的死亡。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爱还敌不过人性中对金钱的赤裸裸的渴望。张爱玲将冷峻无情的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写出一个个自私残忍的母亲形象。《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被兄嫂骗光积蓄，白老太太却无意安慰她，希望她离开娘家，回婆家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因为母亲还得靠兄嫂养活，而女儿毫无经济基础。面对生存的压力和世俗的赞誉，母亲的选择是势利且虚伪的。母亲无私奉献的形象与极其世俗功利的算计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