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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任弼时和奶奶陈琮英 　　2004年4月30日，“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16岁就参加革命，46岁却英年早逝。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作为亲属――任弼时唯一的孙子，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总书记代表党中央给予爷爷高度评价和很高荣誉，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我在1969年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19年了。我在奶奶陈琮英、爸爸任远远和妈妈娄惠平的身边学习生活了30多年。我根据父亲任远远生前收集整理的《任弼时画册》、1994年创作的电视剧本《任弼时》等资料，参考中央文献研究室、共青团中央关于任弼时的历史文献，特别是结合奶奶的言传身教和深情回忆，撰写此文，以纪念爷爷诞辰110周年。 　　奶奶《痛悼弼时》和《难以忘怀的记忆》文章中的爷爷 　　奶奶写过两篇关于爷爷的回忆文章。一篇是1950年爷爷病逝时写的《痛悼弼时》，一篇是1984年为纪念爷爷诞辰80周年时写的《难以忘怀的记忆》。虽然岁月飞逝，但重读这些文章，我感动依旧。 　　奶奶回忆说：“岁月流逝，弼时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革命的一生，他那忠于党和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1904年4月30日，爷爷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唐家桥（现划归汨罗县）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生逢乱世，少年时代就萌发了爱国之心。上学时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他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从此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1920年，爷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和刘少奇、萧劲光、任作民等同志一起去莫斯科，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兼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 　　“我十二岁那年到任家做童养媳，和弼时定下了终身。因家庭贫困，我十四岁进入长沙一家织袜厂当女工。1926年组织上把我接到上海与弼时结婚。此后，我在弼时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刚到上海时，穿戴举止都很土气，在街上常遭到少爷淑女们的冷眼，弼时鼓励我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是同敌人进行斗争，你要学会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爷爷还像往日那样，顽强机智地从事党的工作。奶奶回忆道：“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我们经常变换住址，改换姓名。弼时每次外出总要化装，或穿长袍，或着西装，有时蓄上胡子，有时又剃得精光。有一次，他一夜没回来，把我急坏了。天亮时他才回来，告诉我如何同敌人捉了一夜迷藏。”在恶劣的环境下，爷爷始终很乐观，对革命充满了信心。 　　1928年，爷爷到党中央工作。这年秋天，中央派他到安徽视察，不久在南陵县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动用了各种酷刑：吊打、压杠子、顶砖头、跪铁链子，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组织上把弼时被捕的消息告诉我后，我从上海抱着女儿苏明连夜爬上拉煤的火车，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到长沙。伟伦纸庄是我叔伯哥哥开的，组织上让我以老板的身份和敌人对质。经组织安排，我请了进步律师何伟道，一起赶到安庆，和弼时见了面。随后，我又赶回长沙。不久，伪长沙公署接到安庆的通知，来和我对质，我按弼时编的口供作了回答。敌人威吓我说：你讲的都是真的吗？你们纸庄敢担保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一切由我们担保！敌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悻悻地走了。直到第二年三月，弼时同志才获释。而我们的女儿苏明，因在火车上受风寒得了肺炎，不久就病死了。”可以说，我的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姑姑，是为了营救爷爷在饥寒交迫中病逝的。 　　1929年11月，爷爷又一次被洋巡捕逮捕，投入了洋人在上海设的监狱。这一回敌人用了野蛮的电刑，在他背上烧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鲜血淋漓。但他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非人的折磨，再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卫了党的组织和同志。爷爷出狱后，身体极度虚弱，中央准备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他摇摇头说，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工作。不久，中央便派他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 　　爷爷和奶奶来到武汉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两人在法租界内租了两间房子住下了。“弼时买了些画具，开起了‘画像馆’。‘画像馆’的墙上，挂着一幅弼时画的人像，桌子上还摊放着一幅没画完的画。我每天为这些画清扫灰尘，接待登门求画的顾客。” 　　爷爷的绘画才能在中学里就显示出来了，但他从未想到要以画谋生，没想到此时还真派上了用场。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