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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世纪难题”解决 　　费孝通曾经指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1]在费孝通看来，对中西文化进行评判，并构建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是个历经一个多世纪努力仍未解决的难题，而这一难题又是中国发展与复兴必须解决的问题，故他开始阐发“文化自觉”的意义，唤起学术思想界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经过20余年的时间，“文化自觉”已是学术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并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通过文化自觉以解决“世纪难题”，走向文化自信，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学术界不能推辞的责任。学术思想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自身为之努力，亦需要在继承前人探索的成就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的困难。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虽然出现较晚，但回观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可知文化自觉的意识早在清末就已成为知识阶层的核心意识之一。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意识大约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甲午惨败后，“天朝上国”的“四千余年大梦”被唤醒，自我的反思弥漫知识界，他们要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及中国走向富强的路径。[3]衰败的现实和饱读诗书之士面对世变的束手无策，使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文化采取较为否定的态度，认为四书五经对于挽救危亡来说，实在无用。康有为说“百翰苑，不如一洋买办”；[4]严复认为“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高阁”；[5]张之洞也承认“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皆索之故纸，发为空言”。[6]甲午惨败之后的五六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自觉的萌生期，显著特点是承认中学无用。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惨败给日本引起的思想地震，使中国知识阶层认识到“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要“鉴万国强盛衰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7]将学术与国家富强直接联系起来，不仅是中国人知识观的重大突破，也为一百余年来的文化探讨提供了一个评价学术与文化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尺度。可是在“救亡图存”压力下出现的过分突出“实用”和希望“立竿见影”效果的急躁心态，不仅在当时的思想、政治变革运动中产生了较大的反作用，也为此后的文化研究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当今探讨文化问题，虽然没有了“救亡图存”的压力，但是突出“实用”的取向与急躁的心态，仍然值得警惕。 　　经过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政治动荡的冲刷，传统学术培养的知识阶层们开始调适他们的文化态度，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将“旧学磨洗而光大之”。[8]为了给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辩护，他们援引日本的国粹主义，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也就是中国的国粹，可以为中国人铸造“立国之本”的“国魂”。[9]这一时期的国粹保存主义者承认西方现代知识对于富强的功用，但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承载的伦理道德对于中国之为中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希望“以世界之新知识，合并与祖国之旧知识”。[10]辛亥前十年左右，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在朝在野，大多持此种态度。这一时期可视为文化自觉的第二期，显著特点是“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知识阶层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而提出的第一个文化主张，“中体西用”的核心在于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构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用西方学术文化解决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科技。这一主张曾受到严厉批判，不过从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来看，这一主张的确有独特之处，值得重视与思考：构建适宜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成分及其对中国人的强大影响力。 　　民国建立，原本立宪或共和可立致富强的希望很快破产，袁世凯的崇旧抑新、尊孔读经及最终走向复辟，使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的估量发生重大分歧，文化新旧之争甚嚣尘上。[11]陈独秀、胡适等鼓吹新文化的新兴知识阶层原本占据舆论主流，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人看到“科学万能论”的破产，[12]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逐渐积聚，与所谓的西化派抗衡。这一时期可视为是文化自觉意识的第三期，其显著特点是文化态度走向了明显分歧。如果说此前十几年间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问题上的意见还只是大同小异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问题上则可谓是针锋相对。不仅提倡孔教的“旧人”与提倡打倒“孔家店”的新学人截然相反，就是同是留学归来的新一代学人，也存在着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异其趣。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然后求同存异，本是从文化对撞走向文化融合的必然道路，可惜此一时期的学人们，在分歧对立中逐渐走向了意气相争，最终形成了只有对立分歧，没有求同融合。新时期的文化探讨也存在着不少分歧，比如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