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公民道德发展四个转向.docVIP

新时期我国公民道德发展四个转向 　　就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生成历史和发展逻辑来看，它是中国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自然结果，或者说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建构一种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相适应或相一致的公民道德。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中呈现出了以下四大转向：从封闭向开放转变、从理念向实际转变、从泛政治化向生活世界转变、从高度共识向多元分化转变。 　　一、从封闭向开放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改变了原先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而且还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就生产方式而言，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原先以政府掌握一切社会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指令性或计划性生产；就生活方式而言，基于“弹性人”基础上的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生活取代了原先基于“单位人”定位上的简单、机械的生活。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这种整体性的变化，使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走向了一个全面开放的现代社会。如果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从一个以“机械团结”为特征的社会进入了一个以“有机团结”为特征的社会。[1] 　　在以“机械团结”为特征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各领域在功能和需要上缺乏自主性和互补性，没有形成以充分分工和自主发展为基础的自愿联合，社会的整合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治权威来实现，因此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差别的机械团结中。基于这种社会结构，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依附于政治领域而无自主性以及私人生活领域完全被公共生活领域所主宰而无独立性的条件下，社会道德只能以一种封闭式的、强制性的、无差别的式样而存在。相反，在以“有机团结”为特征的社会中，随着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逐渐从政治领域的高度统摄中分离出来，并具有自成目的和自成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社会的整合便不再依赖于某种绝对的政治权威或共同的道德情感来维系，而主要通过各领域的分化和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和补充来实现，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多元化的有机团结中。现代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给道德生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原先用以维持道德生活完整性的封闭的、强制的、同一的道德逐步瓦解，取而代之以社会各领域尽可能地从自身内部根据自身的目的寻求某种共识，从而使道德存在的式样呈现出领域化、个体化的开放性特征。 　　改革开放后，因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道德领域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道德实践和道德理论建设之中。从道德实践层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社会上各种组织对国家机构的依附性不断弱化，个人的合理需要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由此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由社会本位逐渐向个人本位倾斜，从计划经济时代解放出来的人们，在个体自主性和独立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不再崇尚或屈从于原先统一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权威，尤其在青少年这一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对以往统一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权威的普遍怀疑和反抗，人们不再依靠权威而开始自主地进行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而整个社会对此现象也多报以谨慎和宽容的态度，因而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标准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同时以往建立在传统习惯和政治权威基础上的统一道德观念不断弱化和流失。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已经逐渐呈现出由封闭走向开放趋势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人们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改革开放前那种封闭的道德生活状态和建立在个人崇拜和政治权威基础上的强制性道德规范不仅已经失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在人们的具体道德实践中也失去了心理上的依赖。 　　从道德理论的建设上来看，改革开放后在远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下，人们不仅突破了过去道德理论体系的束缚，开始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审视以往的一切道德理论，而且重新解释了一些道德领域的基本问题，如道德的本质、道德的功能、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道德的主体性问题等，并根据时代的发展确立了一些新的道德观念，如义利并重、尊重个体权利等。除此之外，在挖掘道德资源以重建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体系上，更是呈现出打破禁区不断开放的态势，这尤其表现在如何看待中、西、马的问题上。首先，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态度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囿于“新”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简单划分，进而将其一棍子打死，彻底抛弃，而是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因经济迅猛发展所导致的人文理想的普遍失落以及文化激荡所产生的价值冲突等问题。这一点从“以德治国”、“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官方提倡的理念当中可以得到最为真实的回应。其次，对